强对当地的统治，一直都在统计户籍、牧场，等等，有足够的资料支持。

    另外，当初消灭阿史那贺鲁的时候，留守在当地的将军，是集权于一身的，但这是应急之需，而如今当然要军、政分离，故此安排刺史去接管行政权，又设立军府、都督府，文武各司其职，相互制衡。

    唯独苏定方除外，苏定方在大都护府还是集行政、军权于一身的，这是因为朝廷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点在那里，而苏定方将大都护府治理的井井有条，换别人的话，不一定有他好。

    再加上这么一划分，权力就完全分散了，那安西大都护府只是名义上的大都护府，平时没有对于其他地区州府的管辖权，除非是发生突发状况，朝廷就直接下令大都护府，能够迅速形成凝聚力，并不担心苏定方会对中央构成威胁，因为龟兹刚好处在中心位置，必须要有中央的命令，苏定方才能够带动其他地区军区的军队，那他要造反，直接可以将他给包饺子，但如果不给于苏定方这个权力的话，朝廷一道诏令，得印刷成n份，发到各个州县，这方面大家考虑得都还是非常周到。

    李治对此是非常满意，分得越散越好，分而治之，一直都是帝王之术，如果只有几个都护府，就不太好控制，会对中央构成威胁。

    他都满意了，那韩艺他们也不便多说什么，他们也说不了什么，这么复杂的行政区域划分，谁敢去推翻，你行你上啊，韩艺还真没有这个能耐，这真的专业知识，这他可是一点都不具备。

    在得到大家的一直认同之后，李治又道：“至于如何划分行政权力，朕已经决定采纳韩艺的建议，施行自下往上的管理方式，如此既能够赢得西北百姓的信任，还能避免官员徇私舞弊，坏我国之大计。”

    这是与中原最大的不同点，也是争论最激烈的地方。

    因为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中央管刺史，刺史管县令，一级一级统治下去，从而形成高度集权统治。

    但是因为商人条例中的税法，导致政策必须是自下往上走，当地百姓的经济状况决定一个县的财政，而财政就直接关乎政策，县令没有钱，他还能干什么，但是收多少钱，可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等于这政策是从底下发起的，那么州自然也对于县失去了绝对的管辖权，好比说庭州就只有对于庭州有绝对的管辖权，周边县他很难去管的，我县里面几个衙役，可不是你刺史说了算，而是税务来决定的，除非你私人掏钱，那当然没有问题，倒是你们刺史想要享受，想要增加开销，你还得找我要钱，因为相对于州而言，县的财政直接决定州的财政，都护府的财政又是由州来决定的，一级一级往上。

    当然，这也不是说当地酋长完全做主，这个需要官府与百姓沟通的，大家商量着办，这就剥夺了官府剥削、压迫百姓的权力。

    这也是李治答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样一来，刺史不具备集权的基础了，你要造反，你一没钱，二没人，权力又是极度分散的，你拿命造啊。李治可从未奢望说要靠剥削西北百姓发财，问题是这山高皇帝远，作为个人利益而言，刺史肯定会想尽办法剥削百姓，不然当这官干什么，可万一造成混乱，会对中央政府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朝廷出兵镇压一回，都够你贪一辈子了。

    当初陈硕真造反可都是那些混蛋县令造成的，跟李治没有关系，要是李治知道的话，他肯定会发粮食，当时大唐已经恢复过来，救济一个县还是没有问题，可损害的却是李治的利益，被骂也是李治，李治真觉得冤枉，他也想杜绝这种情况发生。

    还有一点就是，这县决定州的财政，州可没法决定中央的财政，道理很简单，县之所以个限制州的权力，那是因为县能够影响到州的财政，可是朝廷的财政可不需要你西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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