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进入澳大利亚，既是欧美国家对日本采取的压制举措，也是国联维护自身权威的重要手段。众所周知，国际联盟的诞生被认为是体现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和模式，它成立的目的是让战争成为过去，而要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要公正有效地处理国际争端，就必须在国际问题的处理中必须建立其绝对的权威性，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必须无条件地相信、服从该组织，而且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全力支持该组织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公正、合理地解决所有国际争端，否则的话，国联未能在维持和平方面取得成功，而维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因而这一失败也就否定了这个组织存在的价值。

    然而在设立之初，国联只是抽象地规定了“保持和平与安全”，《国际联盟条约》并未宣布战争为非法，它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不允许会员国进行战争，国联要求会员国承担在解决国际争端时不诉诸武力的义务，但又不完全禁止诉诸战争，不进行战争也只能是其成员国自愿的承诺，侵略国往往可以借口“自卫”而逃避战争责任。如《非战公约》原本是各大国签订的关于限制战争的条约，正是因为国联对于禁止战争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大国在签订《非战公约》时会提出了种种保留条件，为日后保护自身利益而发动战争留了“后门”。

    另外，国联一直缺乏维护和平的能力，集中领导下的维护和平的国际部队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正式成立，而在德国主导维和部队扩充规模之前，它的力量非常薄弱，影响力相当有限。此外，国际联盟的投票程序，即一切决议都要以全体一致通过为条件，如果不经某个国家的同意，任何决定对它都不具有约束力。这样，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否决权来反对任何巩固和平的措施，为侵略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这就使国联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为一般性国际组织的权威和效能，所以直到40年代初期，国联都没有一次能够如预想的那样制止侵略，或对侵略行为作有力的反应。南美战争，国联喊破喉咙的各种呼吁被参战国直接无视；日本两次发动侵华战争，国联的各种制裁措施被新兴的东方帝国直接无视；意土油田争端酿成战祸，国联的斡旋和干预没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国联所表现出的软弱和妥协则使其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严重缺陷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年，意大利入侵希腊科孚岛事件。当时意大利将军特利尼及其军事随员一行人在希腊境内遭到伏击身亡。意大利政府以此为借口向希腊政府提出有损希腊名誉与主权的最后通牒，希腊拒绝全部履行，意大利遂派兵占领了希腊的科孚岛。希腊要求国联理事会公平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意大利则坚持由大使会议提出被害者的善后措施，但却不提事关重大的科孚岛问题的解决办法。大使会议不顾许多国家的主张即采取行动迫使意大利的撤军，偏袒意大利。国联理事会对大使会议妥协退让，最后提出方案，迫使希腊作妥协让步，使弱国遭受了不公正的外交耻辱。科孚岛事件充分说明国联在调解强国与弱国的争端时完全屈从帝国主义强国的霸权主义的要求，也说明国联在应付侵略行动方面不仅表现得软弱无力，而且为虎作伥。科孚岛事件严重打击了国联的威信，一方面对大国用武力践踏弱小邻国的主权，国联不仅无力对弱国提供保护，反而促使完全满足侵犯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处理科孚岛事件中，国联屈从大使会议，有损其日后处理国际争端的权威。

    而影响力最恶劣的莫过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1933年，日本借二战爆发之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国联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7年后的1940年，二战早已结束，国联在西方同盟国的主导下试图稳固新的世界秩序，这时日本第二次发动侵华战争，以及在东北亚与苏俄军队发生激烈交火，都成为国联积极干预的对象。当时中方代表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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