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就能辨识奸人，令“荀衢奇之”。荀彧不大点儿，就被南阳大名士何顒赞有“王佐才”。荀悦小时候家贫无书，看的书都是借的，却十二岁就能讲解《春秋》。他们的才智可谓“天授”，又且此三人之祖、父辈，无一不是天下名士。而荀贞不过中人之姿，祖父辈也没有什么声望，比才智也好、比家世也好，都不如之甚远，骑着马也赶不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黄巾起事、天下将乱的压力下，他隐忍十年，一边读书，使自己能适应这个“重经术”的时代，一边练习骑射，朝思暮想良策，为日后保命做准备。

    直等到去年党锢初解，禁网稍开，有机会入仕了，他自忖在经学方面虽依然远不如荀彧诸人，却也略有所得，足够使用，并且也已“加冠成年”，遂决意“出山”，但又辞县吏不就，出人意料地请为亭长。

    出颍阴、来繁阳，他殚精竭虑、尽心竭力，把自己的种种情绪都压制下来，对外表现出一个温文尔雅、爱民导善的形象，终於渐渐打响了名声，使得自己的作为先从乡里传入县中，令县君闻听；接着又抓住机会进一步发挥，使自己的“诗歌”又从县中传出县外，令乡人闻知。

    一去一来。“去”的是名声从外到县，“来”的是名声从县到外。一去一来间，大不一样。这名声的得来看似不愠不火、水到渠成，但又有谁知他为此付出的心血与努力呢？

    他心道：“十年隐忍，鸣於今朝。”

    ……

    当然，凡事有利有弊。在党锢的大背景下，《短歌行》一诗固有助於提升他的名声，却也有可能会有不利。——若此诗被朝中当权的宦官们听到了，没准儿会降罪於他。

    汉制虽较前秦宽松，可两汉间臣子以文生祸、因言获罪的例子不是没有。

    前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被朝廷免职后写了一首诗，内有两句：“田彼南山，荒秽不治”。宣帝认为他这是在讽刺朝政“荒秽”，因下令诛之。

    本朝桓帝时，白马令李云“忧国之危”，借“地数震裂，众灾频降”之机，“露布上书”，抨击外戚、宦官弄权，劝谏桓帝励精图治，否则就是“帝欲不谛”，因言辞尖刻，又因是“露布”，也就是公开上书，等同公开批评了桓帝，导致桓帝大怒，引来了杀身之祸，死在狱中。

    杨恽是前朝之事，倒也罢了，李云案发生在三十年前，距今不远。

    《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荀贞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在吟诵前他就想过，但在权衡过利弊之后，他还是决定当众将《短歌行》念出。

    不是因为他有胆气、不怕死，而是因为他知后事、有底气。

    他知的后事就是：黄巾即将起事，天下就要大乱。且不说他会不会因此获罪，就算因此获罪了，反正天下就要大乱，也没大不了的，完全可以暂且先亡命江湖，而一旦事情真的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不得不亡命江湖了，虽要受几年苦，可收获的名望却必是巨大的！——张俭、何顒诸辈，哪一个不是越被朝廷通缉，在士林中的名声反而越大？而只要有了名声，便黄巾起事又怎样？这天下何处去不得？

    若获罪则能获巨名於天下，不获罪亦能得郡县之尊重。何乐不为？於眼下来看，“获罪”尚在两可之间，而“尊重”已经得到了。

    ……

    听了江禽的话，荀贞笑道：“这首《短歌行》只是我有感而发罢了。”顿了顿，接着又说道，“大丈夫不平则鸣，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诸君，总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做百石吏，却来当一个小小的亭长？这就是我不为县吏、而自请为亭长的原因啊！”

    江禽等人没听懂，面面相觑。江禽说道：“禽等愚昧，愿听荀君开解。”

    荀贞按刀跽坐，环顾席上的这些轻侠剑客，慨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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