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了。

    当福利国家的福利太过优渥，失业补助接近正常薪水，税收又太高，努力赚的钱都成了税金，谁还会去工作。没有人工作，没有人赚钱缴税，又如何维持福利。

    北欧的办法是通过教育，不是教育民众努力工作的道德观，而是通过各种特殊的职业教育，让人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人是需要工作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大多数人如果真的不工作的，反而会感到不自在。大家不喜欢工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工作没有乐趣可言，尤其是工业时代，要求人跟机器一样工作，更是泯灭人的天性。

    北欧通过各种合理的职业培训，让每个人都拥有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的技能，如果不喜欢还可以继续其他职业培训，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通过这种办法，用了一代人时间，北欧扭转了这种情况，他们的女性工作比例都达到了八成之多，比绝大多数国家都高。

    这种情况后来也遇到了挑战，那就是大量移民涌入之后，当移民发现他们不用努力工作融入北欧社会，只要拿北欧的社会福利就能过活，这就变成用北欧人的税金养外国移民，而这些没有工作、时间很多、文化不通的移民选择多生孩子，孩子越多补助越高，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这是另一种情况了。

    朱敬伦考虑的是，北欧遇到的问题，是有他们自己的偏激引起的问题，比如工人党执政的北欧国家，过于强调工人的利益，最后造成了低效率。这种问题，在现在的中国不存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福利，工人一旦失业连基本保证都满足不来，即便工作，生活过的也不富裕，这不是享受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所以朱敬伦建立福利制度的决心决不动摇。

    可是当他将自己的态度跟三省六部的官员一说的时候，一片反对声浪。

    尚书令赫德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宰相，不是他本人性格柔弱，而是他身份决定的，他是一个英国人，可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所以他信奉英国那一套自由经济理论。

    这已经是1901年代了，各种经济学理论已经出现，老马的资本论都发行几十年了。

    赫德和一些接受了西方经济力量的技术官僚集体反对，认为朱敬伦所认为的，建立福利制度是效仿德国，在中国很难实行下去，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不工作也能得到收入，只会养一大群懒汉，而且他们天然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自然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

    朱敬伦跟他进行激烈的讨论，告诉大家说，他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不是德国的目的，不是俾斯麦说的，“期待拿退休金的人最好统治”，真正的目的是富民，让人人富足。

    可依然很难说服官员们。他们私下里说，这是皇帝做了一个美梦，却想拿来治国。

    朱敬伦感叹，他所打造的政府早就变了，他突然有些怀念当年那群迂腐的士大夫组成的政府，他们迂腐，但他们有民本主义精神，哪怕不做，他们也会感叹民穷民弱。现在倒好，这些官员对穷人没有一丝怜悯，认为人穷是因为懒惰，是因为天生蠢笨，活该受穷。

    他们的思想不是传统的“民为邦本”的思想，而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不能怪他们，全世界的政客大多如此，这是世界流行观念。对抗这种观念的，恰恰是从工人文化中诞生的社会思潮。有的国家，两种观念都走向极端，最后爆发革命，有的国家，两种观念进行了妥协，最后进入福利社会。

    革命始终是成本最高的变革方式，能避免的情况下，朱敬伦绝对不想看到。

    现在这种迹象的苗头已经产生了，日本1880年代开始出现工人摆工等运动，中国在90年代也开始了，工人中大大小小的组织已经出现，有的抱着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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