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是支持交割的，甚至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割”这个行为本身是犯法的。大明律规定，“凡典卖田宅不契税者，笞五十，仍追契内田宅价格一半入官。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加一百。其不过割之田入官。”

    明代出于收税的目的，对于田宅文契的官方要求很严格，但依然禁不住。老百姓过割田亩交点契税无所谓，关键是官府的勒索太过，没人愿意跟官方打交道。清朝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制度，清朝雍正年开始，放宽了典卖制度，典就是暂时抵押的意思，因此老百姓找到了一条规避政府契税和官府勒索的办法，那就是采用白契，私下签订典卖文书，官府追究大可托庇为典而不是卖。

    总之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导致到了清朝，大量民间私契泛滥，根本不可遏止。

    这种产权的问题最是麻烦，历代官府都理不清，现在让朱敬伦评理他也没有能力分清。

    所以他的原则就是不分，原来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

    他只针对九龙仓的情况来论理，首先几个九龙仓一带的客家村子，他们手里持有的是租权白契，也就是使用权，每年按时给官府纳税给地主交租，从无拖欠。他们卖出去的土地，都是一些靠海最近的耗田，平时根本无法下种，也就是退潮后收收贝壳，种种生蚝的用处。甚至这些淤积的沙田，官府都是另立地册的，也是一笔理不清的产权，客家人说是他们的，地主说是他们土地上长出来是他们的。

    本来就理不清，也没什么大用，所以争执虽然有，却没有动干戈，但是客家人将这里的地卖给了洋人，这才惹火了一大群地主。

    说到底什么排外了，什么歧视了，什么民族问题了，最严重的还是争地，哪怕是沙地，这些人也要争个头破血流。

    “官府是怎么断的？这些地的地契在谁手里？”

    朱敬伦问道。

    官府断了一个糊涂案，还是产权归土人名下，租权归了客家人，每年给一点点可怜的地租，不足好地的百分之一，其实也就是一点安慰。

    如果没有洋人，这些地其实双方都不会在乎，可洋人给了一个天价，客家人将这些土地卖出去发了一笔财，可每年洋人还只给土人那么点可怜的地租，洋人又用这些土地做生意赚大钱，他们心里不平衡，加上本来约定大家都不卖地的。

    客家人不服，说他们又不是地主，官契在地主手里，他们只是把地转租给了洋人而已，算不得卖。土人要求客家人不服就退租，他们另找人租，决不找洋人。

    朱敬伦明白了，事情就是洋人取得了沙地的使用权，然后填海夯实，建造仓库和码头，每年给地租交一点可怜的租金，法理上没错，人情上不通，跟后世因拆迁闹起来的纠纷没什么区别，最多掺杂了一些排外的情绪。

    “如果地租能提高一些，你们能接受吗？”

    朱敬伦问道，如果他们能接受，自己可以出面找洋人谈判，了不起威胁洋人说他们买的是一块产权不明的土地，合约不算数，他们会退让的。

    但是邓氏的老顽固邓文举坚决不同意：“不行，把洋人赶走一了百了，有他们在这里，迟早是个祸患。”

    这才是真正排外的死硬派。

    朱敬伦勃然大怒：“洋人在这里卖地、居住是都同意了的，官司都打到了英国女王跟前，白纸黑字双方都发了宣言的，你现在告诉我你要把他们赶走。当初英国人割地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最痛恨就是这些不守约的恶习，随性而为，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来。

    邓文举丝毫不让：“这是我们十八乡的绅民一致的决定，杀过鸡头发过血誓的，不把洋人赶走决不罢休。谁都不会让一步。”

    朱敬伦道：“我不管你们现在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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