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忧的事情，他似乎真的打算有工出工，做一点事而已。

    尽管曾国藩的行为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舆论的热议，追随者众多，响应者众多，但是他始终是孤身一人，不收门徒，不立教规，只是跟当地的儒士立下一份誓约，内容也无非是让光大儒道而已。

    可这个人本身的行为，宗教味道太浓了，他走遍广州十四县的时候，已经不用他去派人送名帖请名儒了，当地的儒生无不是翘以盼，聚在一起等待曾国。

    大家将跟曾国藩的会晤，看作是一种至高的荣誉。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干的，但就是要等曾国藩来，跟他们见一面，听听曾国藩那种老夫子们讲了无数遍的大道理，然后欢快的跑到各个村子去督造孔庙。

    1868年，在这一年，曾国藩在潜藏大明乡间，平日里沉默的儒教的力量，彻底激了。

    曾国藩身上的宗教味道也越浓烈了，当他当年出檄文的时候，开始带有卫道者味道，当他开始在广東立约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宣道者。

    这样的人身上是有宗教感召力的，他不收弟子，但有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跟在他的那头瘦驴身后，他走到哪里，那些人跟到哪里，他讲学的时候，那些人就听，他不讲的时候，那些人就等。

    年轻人有，中年人有，甚至连老人都有，有人跟着他走着走着，死在路上的也有。

    当曾国藩已经有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一种味道的时候，朱敬伦更不能阻挡了，此时阻挡他，就是跟整个读书阶层为敌了。

    当然这时候他还是没看出曾国藩立道的坏处，只是惊叹于曾国藩的感召力而已。

    其实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对儒教的破坏，不是洋教传播对儒教的冲击，曾国藩也没有这么强大的感召力。

    儒道不是一个积极扩张的宗教，甚至不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带有宗教味道的理念而已，它从来没有严格的教规，不遵从孔子的教诲，也没人会把信徒绑在火刑架上，他也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从来没有一个教主，凝聚它的，也从来不是庙宇中的神像，而是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文章。

    儒道没有组织，于是在外来入侵之下，他没有办法组织实质性的力量来抵抗，可是天下读书人的心中不免有强烈的危机感，这时候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已经保卫过儒道一次，现在他说还要在保卫儒道一次，这次是在洋教的冲击下，包围儒道。

    此时，那些对洋教传播感到忧虑的读书人，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可是跟随曾国藩的，却远不止这些人。还有大批对改朝换代不满的读书人，在新的国家无法获得地位的读书人，甚至只是对社会不满的读书人，他们都开始跟随曾国藩。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跟着一个英雄罢了。

    朱敬伦知道自己阻止不来曾国藩，但他相信，儒道不是一个善于造反的宗教，假如它算是宗教的话。

    曾国藩是在立道，但是他立的不是曾国藩的道，他是在重塑孔子的道，是在重申儒教，而不是创建新教。

    本身就不担心这个已经跟政治，跟皇权合作了两千年的宗教，曾国藩也没有试图打造一个有纪律的严密组织，唯独是担心曾国藩越来越高的威望而已，犯不着阻挡曾国藩，朱敬伦也就任他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兵工厂改革了，这是官办企业的转型，如果成功，不但兵工厂将成为一个市场化的巨头企业，关键是这种模式如果成功，今后万一民间推动不利，朱敬伦多了一条采用国营方式工业化的手段。

    锦纶堂开办机器丝织工厂了，这是一个旧时代的商业巨头，在向新时代转型的标志，如果成功了，那意味着至少旧商人势力，打通了一条通往工业化时代的去路，而商业资本则将开始大举转变为工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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