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西方文体的严谨，而且视角独特。同时他广博的见闻，让他经常能够旁征博引，跟别人的评论不同，他不但能过提出批评，而且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常能说出法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英国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之类的答案。

    王韬的评论，在此时的中国，当属一绝，比申报的评论更加透彻和平易近人，因此影响力更大，后世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即便是当世，也是一个风云人物。他在1875年，就连续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可以说是中国呼吁变法第一人。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崇尚模仿德国，因此对王韬的普法战纪十分关心，这本书从报纸上摘录下来，刊发出21万字的单行本，在日本卖了好几万册，也让王韬在日本的名声很大，后来更是应日本人之邀请，访问日本。

    李鸿章也知道王韬这个人，认为他“不世英才，胸罗万有”赞誉有加，可惜王韬没接受李鸿章的招纳，但李鸿章却为他活动，取消了对他的通缉，让他晚年得以回到大陆。

    最不喜欢王韬的人，可能就是大明的官员了，因为王韬在香港报纸上写文章，批评最多的就是大明政府。

    可朱敬伦却非常喜欢读王韬的文章，但他却没有干预这个人的成长路径，没有采纳某些官员的举荐，聘请王韬到大明官府做官。

    因为朱敬伦觉得，王韬这样的人，他们最好的舞台，还是通过他们的言论和思想，去启蒙广大的民众，是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朱敬伦甚至不无担忧的想，想王韬、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真的让他们当了官，弄不好就从高高在上的思想家，一下子沦落成为嘴炮党了，那样就实在是太可惜了。

    王韬当然是这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物中的佼佼者，是启蒙思想家之一，但是这样的人，在中国不是一个，而是一大群。

    可惜的是，一大群王韬，在中国没有起到一个福泽谕吉在日本起到的作用，他们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除了极个别像李鸿章这样的老道政客外，权力阶层对他们的思想不感兴趣。

    这是中国由于旧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跟日本相比是缺少一个福泽谕吉式的启蒙思想家，但是却有一大群申报编辑和王韬这样的人物，他们没有通过某一本书对整个民族进行启蒙，却通过报纸表达了他们的观点，通过报纸让他们的现代意识影响了更多的人。

    中国也不可能出现福泽谕吉那种人物，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有文无第一的传统，儒道里很难形成福泽谕吉式的思想教父地位的人，即便是曾国藩这种人，在他威望最高的时候，都依然有一大批人不服他。

    魏源写了海国图志这样的启蒙书籍，在中国反响平淡，传到日本却引起了轰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在中国有大把不同意魏源思想的人，而日本人却很喜欢将外来思想和文化推崇到较高的地位。

    这不能单纯的将中国人批评为麻木不仁，主要还是文明中心和文明边缘民族，对待文化的不同习惯使然，中国人习惯了自己创造文化，然后输送到四邻，日本习惯了从外面吸收文化化为己用。

    这种不同的民族习惯，是近代史上满清和日本变革一个失败一个成功最大的文化因素。

    但具体的因素，则一目了然，是双方掌握权力的上层精英，对待变革的态度完全不同。

    其实中国遇到的问题，日本同样也遇到了，中国遇到的变革阻碍在日本也同样存在。

    日本改革精神教父福泽谕吉就在74年10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变革的困难。

    他说：“日本的形势确实艰难。为在外交中享有平等，就要在国内消除狂妄。如先考虑内部事务，就不能有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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