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西方文体的严谨,而且视角独特。同时他广博的见闻,让他经常能够旁征博引,跟别人的评论不同,他不但能过提出批评,而且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常能说出法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英国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之类的答案。
王韬的评论,在此时的中国,当属一绝,比申报的评论更加透彻和平易近人,因此影响力更大,后世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即便是当世,也是一个风云人物。他在1875年,就连续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可以说是中国呼吁变法第一人。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崇尚模仿德国,因此对王韬的普法战纪十分关心,这本书从报纸上摘录下来,刊发出21万字的单行本,在日本卖了好几万册,也让王韬在日本的名声很大,后来更是应日本人之邀请,访问日本。
李鸿章也知道王韬这个人,认为他“不世英才,胸罗万有”赞誉有加,可惜王韬没接受李鸿章的招纳,但李鸿章却为他活动,取消了对他的通缉,让他晚年得以回到大陆。
最不喜欢王韬的人,可能就是大明的官员了,因为王韬在香港报纸上写文章,批评最多的就是大明政府。
可朱敬伦却非常喜欢读王韬的文章,但他却没有干预这个人的成长路径,没有采纳某些官员的举荐,聘请王韬到大明官府做官。
因为朱敬伦觉得,王韬这样的人,他们最好的舞台,还是通过他们的言论和思想,去启蒙广大的民众,是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朱敬伦甚至不无担忧的想,想王韬、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真的让他们当了官,弄不好就从高高在上的思想家,一下子沦落成为嘴炮党了,那样就实在是太可惜了。
王韬当然是这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物中的佼佼者,是启蒙思想家之一,但是这样的人,在中国不是一个,而是一大群。
可惜的是,一大群王韬,在中国没有起到一个福泽谕吉在日本起到的作用,他们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除了极个别像李鸿章这样的老道政客外,权力阶层对他们的思想不感兴趣。
这是中国由于旧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跟日本相比是缺少一个福泽谕吉式的启蒙思想家,但是却有一大群申报编辑和王韬这样的人物,他们没有通过某一本书对整个民族进行启蒙,却通过报纸表达了他们的观点,通过报纸让他们的现代意识影响了更多的人。
中国也不可能出现福泽谕吉那种人物,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有文无第一的传统,儒道里很难形成福泽谕吉式的思想教父地位的人,即便是曾国藩这种人,在他威望最高的时候,都依然有一大批人不服他。
魏源写了海国图志这样的启蒙书籍,在中国反响平淡,传到日本却引起了轰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在中国有大把不同意魏源思想的人,而日本人却很喜欢将外来思想和文化推崇到较高的地位。
这不能单纯的将中国人批评为麻木不仁,主要还是文明中心和文明边缘民族,对待文化的不同习惯使然,中国人习惯了自己创造文化,然后输送到四邻,日本习惯了从外面吸收文化化为己用。
这种不同的民族习惯,是近代史上满清和日本变革一个失败一个成功最大的文化因素。
但具体的因素,则一目了然,是双方掌握权力的上层精英,对待变革的态度完全不同。
其实中国遇到的问题,日本同样也遇到了,中国遇到的变革阻碍在日本也同样存在。
日本改革精神教父福泽谕吉就在74年10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变革的困难。
他说:“日本的形势确实艰难。为在外交中享有平等,就要在国内消除狂妄。如先考虑内部事务,就不能有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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