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就安全了，自然就不会在对日本抱有敌意。

    但大明拒绝了这样的分割协议，并且调门唱的很高，表示大明不能接受东亚友邦之国，互相之间的侵凌，善意的提醒日本政府，在邦交活动中，应该以睦邻友好为原则，东亚国家同文同种，理应互帮互助，互相提携，而不应该自相残杀。

    日本发现大明的调门，倒是跟满清有些想象。

    日本其实也在打同文同种的牌，在满清那边打过，忽悠住了不少满清高官，包括李鸿章这样的老狐狸，历史上李鸿章始终对日本即警惕，又抱有期望，总想拉住日本，作为对抗西方的盟友，知道甲午梦碎才悔不当初。

    就在日本侵台问题发生的时候，被李鸿章派去台湾的沈葆桢，在跟日本的西乡从道谈判的时候，还在用中国式的恩义来谈，告诉西乡从道说，大清和日本的海军都是初创，与其现在互相之间交锋，让洋人看出虚实，还不如各自回去卧薪尝胆，二十年后在分一个高低。显然沈葆桢天然的将东亚地区各国看作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日本人很清楚东亚各国的这种同文同种的感情，因此他们在大明也打这张牌，可在大明就玩的不是很好，因为大明跟日本一样，日本以极其灵活的方式，迅速的转变了外交思维，从东方式的宗藩体系转变成了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体系，而大明则是采用雇佣大量的顾问，早在十年前，就直接向各国派遣了外交人员，当时还不专业，通过在西方其他国家雇佣顾问，组建了外交官，并且每年都通过领事馆向西方各国排除留学生，大明其实也已经确立了以利益为根本的国与国之间的活动的现代外交概念。

    如果只是以利益为重的话，日本人依然很难理解大明的态度，显然跟日本瓜分琉球，才是大明最大的利益，大明什么都不需要付出，只需要同意，只需要签一个字，就能得到半个琉球，可他们竟然不同意。

    这时候日本人直接的感觉是，大明是故意针对日本。

    为此日本朝野十分愤怒，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文化，但却残缺不全。他们极端强调一个“忠”字，极端的文化，往往没有什么是非观，只要是尽忠的，那就是好的，比如英萨战争是因为日本武士无端攻击西方人，仅仅因为洋人没有给他们的大名让路。

    日本失败后，没人反思是不是他们做错了，大名一封告示，说要给洋人抵命，那些武士不责怪主人没种，反而踊跃报名要求为主人切腹，因为这是尽忠，所以这就是好的。

    是非观淡漠的日本人，觉得大明是在针对他们，根本就不考虑他们灭亡琉球是不是正义的，一群觉得大明蔑视了皇国，羞辱了天皇的大臣，叫嚣着要跟大明开战。

    日本幸运的是，在整个明治维新过程中，权力始终掌握在稳重的大臣手中，不稳重的比如西乡隆盛这样的维新元老，也不断的被排挤出去，先有江藤新平，后有西乡隆盛，纷纷因为不理智的反叛，被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样的稳重派镇压治罪。

    镇压了武士叛乱之后，大久保利通也在第二年被刺杀，现在主持日本政务的，是日本历史上，比较稳健的官僚伊藤博文，他的职务是内务卿。

    现在尽管激进派叫唤的凶，大批失业武士不断鼓动战争舆论，可伊藤博文清醒的认为，此时不是跟大明开战的时机，建议继续以外交谈判为主。

    伊藤博文拿出了理性的证据，提出四条理由：第一，日本国力远逊大明，全国浮水收入不及大明广東一地；第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债台高筑，若开战，则须以现金向西洋各国购买军械，日本无力作此无米之炊；第三，日本军队实力不够，常备陆军不过3.2万人，海军不足4000，军舰多朽败不堪行驶，而大明常备兵力30万，军舰以铁甲舰为主，军事实力大明远超日本；第四，日本国乱频繁，江藤新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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