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公司和兵工厂的这场商业内战引起了舆论关注，关注舆论的朱敬伦便知道了情况，他本不想干涉，但他突然发现，这两家公司都在政府中有极大的影响力，竟然一时之间僵持不下。

    人情社会，政商关系，这些因素结合商业资本，必然形成企业财阀，这一点朱敬伦有清醒的意识，他并不打算打击，因为日本、韩国和台湾、香港的例子表明，这种财阀商业可能是最适合东方社会的商业形态，可以说日本和韩国就是在财阀化的情况下，完成工业化的，只要能完成工业化，朱敬伦管他财阀还是财团，或者个人资本呢，他要的是结果。

    但从他的感情上来讲，他是很不喜欢有特权的垄断企业的，比如后世的国有企业，太腐敗了，而且将腐敗渗透进了政府，简直就是滋生腐敗的温床。

    于是开始倾向于铁路公司，他跟赫德商议，同时召见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让工部出面马上平息两家工业巨头之间的冲突，让户部出面将施耐德的官方股份，全部卖给铁路公司。

    应该说，他是完全偏袒了铁路公司的。

    让铁路公司拥有了可以跟兵工厂竞争的工业实力，从此不再受制于兵工厂的技术垄断。

    可对兵工厂就完全不利了，他们失去了制衡铁路公司的优势之后，铁路这一笔最大的订单恐怕也就失去了。

    朱敬伦支持铁路公司，当然不是为了打击兵工厂，如果这两项产业不能共存的话，老实说他一定会选择兵工厂，这才是关乎国家命脉的产业，没有了铁路，还可以用船运，哪怕人拉马驮日子也照过，可没了兵工厂，大明軍队的武器装备就只能进口国外的，国家安全完全依赖外国。

    所以朱敬伦又让工部出面，给予兵工厂以后修建铁路的权力，特许兵工厂进入铁路业，一旦两家巨头开始竞争，相信大明铁路的建设速度不至于如此缓慢，垄断带来的好处是高利润，低竞争，同时则是低速度和高价格。

    相信有这两家巨头相竞争的话，大明铁路的建设速度，运输价格，都会大大的降低。

    但朱敬伦又不想明目张胆的为兵工厂谋取特权，长久来看，这会让政府承担高昂的公信力损失成本。因此朱敬伦又建议，允许私人投办铁路，出台一部铁路建设法进行规范。

    以法律的形式，政府必须为骨干铁路进行一定程度的支持，必须征地问题。但是中短途铁路则不再其中，不能连接两个县城的铁路，政府也跑去帮忙征地。征地本身就是政府动用公权力侵害私权的一种行为，哪怕这种侵害是必须的，也必须慎用，公权力肆无忌惮的侵犯私权利，势必带来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政府公信力是一项珍贵的财富，老百姓越是信任政府，这个政府就越稳定，越能得到百姓的支持。甚至直接用财富表现出来，公信力高的政府，融资成本更低，而且能融到更多的资金。

    法国就是例子，法国人能认购九倍的普法战争赔款，除了高度的爱国主义之外，老百姓相信政府肯定会还他们钱，这才是根本原因，否则你让法国人无偿捐款，恐怕还没中国的乡绅捐的多呢。后世的日本负债能达到政府财政的上百倍，也是这种公信力的体现，因为老百姓相信政府。

    为了小型铁路公司无限制的动用公权力，在成本上也是不划算的。所以朱敬伦建议，长度在五百公里以内，并且不跨省的铁路线，政府不得已征地法为依据强征土地。长度在五百公里以内的铁路线，如果确实具有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则应由铁路公司申请，政府进行论证后做出决定。

    因此兵工厂得到的筑路权，其实是将来会用法律，向民间开放的一项权力。

    兵工厂得到的特殊优待是，政府提前告诉他们，允许他们提前进行布局。

    果然在得到工部的知会后，郝可久在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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