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元帝拓跋嗣十八岁登上帝位，迎接他的是：外部武装势力侵略，内部各郡县发生骚乱的困难局面，这个年轻的君主面临严峻的考验。

    散居漠北草原及云中的游牧部落，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一遇天灾荒旱、瘟疫盛行时无法生存，即逃亡内地，抢劫居民。这是几千年来游牧文化向农耕文明发起挑战的根本原因。

    为了有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不再受到游牧民族的骚扰，也不再让定居农耕的鲜卑部落重新沦落为游牧民族，明元帝决定将延续多年的“改土分流，计口授田”政策扩大化，将不适合农耕的广大云中地区游牧部落全部迁徙内地，让他们放下牧羊鞭，扛起犁铧，向汉人学习，与汉人通婚，栽桑养蚕，纺纱织布。

    这些游牧部落都是游荡狂放的粗人，男人一天不骑马就腿痛；女人就更奇怪了，一天不挤牛奶就手痒，却又在纺织机前根本就坐不住；男人女人都不习惯与泥土污水打交道。这样一来，年长的留在了内地，年轻的娃娃又跨上骡马，四处游荡，靠抢劫为生。

    而边疆地区的行政长官为了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迁徙任务，由长史逼迫居民内迁，派出军队押送。把迁徙的民众一对一对的用绳索捆绑，如同驱使犯人。这种迁徙场面，就像当年东晋的乞活军捕捉胡羯奴隶，长途贩卖的遭遇一样（见拙著《宗祧弥祸》），使得各地纷纷出现移民群众杀害押送武装部队，占领地方政府的事件。

    不仅如此，在柔然大军进犯魏国的时候，这些移民与柔然大军组成同盟军，杀害自己的同胞，成为叛徒和“鲜卑奸”。拓跋嗣刚刚上台，前方的告急文书就频频传来，年轻气盛的明无帝按捺不住，决心重拳出击，既攘外同时又安内，决不手软，还敌人以颜色，肃清国内国外不安全的因素。

    国外的敌人是可见的，国内的不安全因素却十分复杂。明元帝拓跋嗣决定展开大规模的迁徙，以充实平城京畿的人口，解决各地出现的抗争、叛乱，是为了彻底解决历史上遗留多年的痼疾。

    自董卓入驻长安，在长安西边的郿县建立了武装据点郿坞（参看拙著《芳草迷踪》）。内地汉人宗族在战乱的年代，为自保，纷纷以本宗族为纽带，筑堡造坞，建设小据点，组建自治武装力量。

    这种小城镇似的坞堡到了北魏统治时期，被称为坞壁。坞壁主有的是鲜卑的酋长，有的是汉族的大地主及战争中受封赏的各地军阀。坞壁内的居民，最多的是佃客、部曲和奴婢。

    部曲就是坞壁内部的卫戍部队，部族的保安，实际上是坞壁主的私兵。平时生产，战时打仗，沿续了曹魏政权时期的军屯形式。北魏初期，有一些坞壁主、帅，率领“本部”乡族向北魏拓跋部落表示归顺，但拓跋帝王鞭长莫及的地方，坞壁主、帅则率领本部乡族向鲜卑统治者表示反抗，因而多次出现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这些本部乡族包括了属于坞壁主、帅私产的佃客、部曲和奴婢，也包括了他们所控制的地主和农民。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和坞壁主、帅之间存在着某种封建义务，实际上是自己随心所欲地经营着未获皇权建制的“小封建”社会。

    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农民，往往是由于战乱，或者因灾祸负担了国家法定的税赋、徭役，投靠到这些坞壁主、帅的门下，把自己收获的一部分成果交给他们，寻求保护，替他们服役、当兵，成为他们的“荫户”。这些人，在政府的户口簿上没有名字，登上了坞壁主、帅的家籍，为坞壁主、帅提供财源和兵源。

    北魏从盛乐迁都平城后，这些坞壁主、帅就成了时刻威胁北魏政权安宁的导火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战火点燃。

    这天，早朝议政，明元帝拓跋嗣请八座大臣入座，商量对策。拓跋嗣说：“朕迁徙漠外百姓分田定居，是想让他们安居乐业，而边疆长官吏目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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