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延六年（公元440年）六月，太子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浚降生，宫中设宴大肆庆贺。

    道士寇谦之献上《神书》，表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聚集在拓跋焘周围，都是按照《神书》上的说法“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拓跋焘听说上天封他为“北方太平真君”，极为高兴，当即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元年。寇谦之见圣上已被道家数术迷得神魂颠倒，更进一步说：“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自盘古开天以来，从未有过。应登坛受符，以彰圣德。”

    拓跋焘遵照执行，春节一过，太武帝备法驾，亲自登坛受符篆丹书。为应对北方癸水，整个祭坛四周插满玄色的旗帜，远远望去，一片愁云惨淡，如烟波浩渺。太子拓跋晃心里很不是滋味。拓跋焘在祭坛上受篆完毕，又定下规矩，以后新帝即位，必须举行登坛受篆的仪式。

    寇谦之得到皇帝的信任，还不满足，又奏请筑造静轮宫，因静轮宫要上接天神，必须筑造得巍峨高大，不能听到鸡叫声。寇的学生，尚书崔浩也规劝太武帝，尽快修建静轮宫。拓跋焘自然是点头应允。

    静轮宫功程浩繁，花费巨大，历时一年也没修成。太子拓跋晃此时被任命监国，见寇谦之、崔浩师徒二人亦步亦趋，迷惑圣主，心里早已经产生了诛杀此二人的念头。但他刚刚受命监国，权力的利器毕竟还不到得心应手的时候，还得隐忍，寻找机会。

    和太子拓跋晃一样忌恨崔浩的还有尚书令刘吉。刘吉见皇帝越来越信任崔浩，自己随时有被取代的危险，他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刘吉此人是个大贪官，比长孙嵩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他的手法更高明更隐蔽罢了。贪官的心理都是一样的，只是手法不同而已。在历次战斗中，刘吉把缴获的战利品都充入自己的腰包，不说上缴国库，就连随同出征的下级军官都只能得到微薄的赏赐。所以，战将们对他抱有很大的怨恨情绪，都不愿为之卖命。每次战斗中临阵脱逃的，甚至投靠敌军的不少。

    勇武将军豆代田原是刘吉的部下，深知此人的作为必然酿成军中混乱。他因为征战统万城有功，在得到拓跋焘的提拔之后，悄悄将刘吉的所作所为报告了皇帝。

    拓跋焘也晓得刘吉这人不仅贪财，更加贪权，是个极具政治野心的人物。几十年来，刘吉因久典机要，他是自拓跋珪时代就跟随在皇帝身边，一路这么兢兢业业走过来的，深得皇帝宠信，因而在朝中为所欲为，在皇帝周围安插了不少亲信。皇帝也对刘吉的行为很有警惕，就多次向其敲警钟，要他收敛起自己的疯狂。

    刘吉感觉到了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准备谋杀拓跋焘。另选一个亲王充当皇帝。刘吉选中了与之同样是一丘之貉的安乐王拓跋丕，两人历来的关系很好，既是利益链上贪污腐化的共犯，又是权力天秤上互为奥援的帮手。刘吉为了引诱此人，就告诉拓跋丕说，一旦自己害死了太武帝，即由拓跋丕出任皇帝。这样一蹴而就的阴谋，王爷不上当都不行。

    其实，在刘吉的计划中，拓跋丕也只不过是个过渡皇帝，最后登上王位的将是他刘吉。原来，刘吉的尚书省有个属官——尚书右丞张嵩，他家里藏有一本图谶，此人又懂一些阴阳数术，见图谶上面写有“刘氏当王”的文字，自然是大为迷惑。张嵩在一次与尚书令刘吉摆玄龙门阵的时候，就把图谶上的谶语告诉了刘吉。

    刘吉一听，自己居然还上应天命，是未来的真命天子。一时高兴，居然就信以为真。本来，以刘吉的姓氏，尽管人人都以为他是汉人，其实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鲜卑人。他本不姓刘，祖上原姓独孤，因而怀疑这“刘氏”并不是影射的他。

    有此怀疑，刘吉就直言不讳地问张嵩：“刘氏应王，继国家之后，有没有标明我的姓名？”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张嵩直言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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