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般地讲认识和行为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地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所讲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王阳明认为主观的意念活动就是“行”，抹煞了知行界限，提出了“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主观唯心论的“知行合一”说。另一些哲学家，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朴素辩证法思想运用于认识论。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统一观。清朝儒学家颜元说得更明确：“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因此，在德育过程中，道德实践是高于道德说教的。所以说，要想做一个儒家的智者，必要先做一个儒家的“行”者。虽然儒家的思想博大精深，但是如果脱离行为实践这一环节，修身治国平天下都是空话。我想一个儒者，应当是一个学者，更应当是一个社会中的“能”者与智者。

    谭嗣同勇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际行动，并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自己的理想，可以想见知行合一有时是很难做到的，有时他需要真正的勇气，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向全国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开始了。为了网罗天下英才，军机处两次拍电报催促谭嗣同火速进京。谭嗣同辞别了妻子李闰，踏上征途。途中，黄河两岸饿殍满地，哀鸿遍野的景象深深震动了谭嗣同，他更坚信只有变法才能救中国。谭嗣同到京后，马上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他横溢的才思和无畏的胆识备受皇上赞赏。光绪皇帝激动地授予他四品章京衔，命他在军机处供职，希望他成为中兴之臣。革新志士康有为、杨深秀、林旭、刘光第等在得月楼设宴为谭嗣同洗尘。他们烛下长谈，共谋维新大业。光绪皇帝依靠谭嗣同、康有为变法图强的决心，深深地震惊了以太后为首的封建专制势力。此时，谭嗣同、康有为等准备乘胜追击，奏请皇上开设懋勤殿，驾空昏庸老臣，实行朝钢独断。太后和荣禄也频频来往，密室共议。他们一面调动军队做好防范，一面筹划9月天津阅兵，准备到时废掉皇上。新旧两党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在这关键时刻，光绪皇帝遭到太后的软禁。康有为、谭嗣同等了5天不见君面，只得到一道光绪设法传出来的要他们设法相救的特谕。他们当时都惊愕不已，束手无策。谭嗣同突然想到兵部侍郎袁世凯，决定孤注一掷，夜访法华寺，求助于袁世凯。看了皇上亲笔手谕，袁世凯万分震惊。他慷慨陈词发誓要效犬马之劳。但在打发下了谭嗣同后，袁世凯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投靠太后，出卖了谭嗣同和维新大业。慈禧太后得到密报，连夜返回紫禁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再度训政。除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外，革新志士纷纷被捕。谭嗣同谢绝了梁启超、日本友人及好友大刀王五的诚恳相救，决心以一死来惊醒黎民百姓。谭嗣同等6位维新派志士被押往菜市口刑场。谭嗣同为无力回天而感叹，为死得其所而慰藉。他们把满腔热血喷洒在祖国的大地上。并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句！

    那么儒家是如何具体地看待“知”和“行”的相互关系的呢？

    我们先说说荀子的“知”与“行”。荀子认为，无论是间接知识还是直接知识，无论是感xìng知识还是理xìng知识，知识的最后归宿或落脚点是人的行为，知识再广博，如果不落实到人的行为上，那也是空的或者没有用的。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圣人也。”可见，“行”是“知”的目的，“行”比“知”更为重要，一个人知识渊博，若不与道德践履相亲和，那也必然是困惑的、糊涂的。他还说：“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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