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训，时常保持警惕，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清醒地认识到政权能否稳固乃系之于人心向背。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唐太宗君臣勤于政事，居安思危，避免剥削压迫过甚，出台实施了与民休息的多项政策措施，致力于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唐太宗除了在制度上实行亲民爱民的政策，他自身还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早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社会风气，出现了一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经济上，儒家认为应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但又以“富民”、“制民之产”为基础。孔子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视为“圣”之最高的境界。他主张对于民要先“富之”后“教之”（《论语子路》），使民“足食”（《论语颜渊》）是为政的重要内容之一。《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和冉有一齐到了卫国，孔子见卫国人烟稠密，便说：这里人口真是众多啊！冉有问道：治理国家时，当人口多了以后，我们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孔子说：改善大家的生活，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使人民的生活富裕之后，还能为他们再做些什么呢？孔子说：那就是要开始教育、教化他们的时候了。他是主张藏富于民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孔子认为，民富与君富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民富，才能君富。而要使民富，孔子认为必须做到二点：第一，要养民也惠，“使民以时”，孔子提出：“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的主张。第二，要轻徭薄赋。主张“敛从其薄”、“使民如承大祭”，劝戒统治者应慎重力役之征，爱惜民力民生，绝不允许横征暴敛。

    儒家主张“万民忧乐”。孟子提出与民偕乐，但统治者还要与民同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黄宗羲更是系统提出了自己的“万民忧乐”观，以百姓忧为忧，以百姓乐为乐。

    孟子的王道思想，更是把富民的措施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一系列的富民措施。如“制民之产”的思想，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怛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也。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网民也。”（《孟子梁惠王上》）yù使民，必先教民；yù教民，必先富民；yù富民，必先置民之产。这就是孟子制民之产的逻辑思路。他还清醒地认识到人们如果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梁惠王上》），所以，贤明的君主应该使百姓的产业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养妻儿。好的年成可以丰衣足食，遇到坏年成，至少不至于饿死。人民有“恒产”，就为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儒家的民本思想从人类的终极关怀出发，有一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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