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的时候，开档裤早就没有穿了，母亲拿着哥哥穿过的裤子给我换上，裤脚有点长，母亲把裤脚卷了几卷，说，明年穿着就不长了，娃啊，去年就该去读书了，因为家里没钱拖到了今年。明天你哥哥带你去学校报名，隔壁的春花也要去读书了，你们正好一起去上学。那天母亲不知道在哪里找了一点旧帆布，连夜在煤油灯下给我缝了一个书包，还用红布剪了一个五角星缝在上面，父亲找出毛笔蘸上墨，认认真真的写上几个字，对我说，娃啊，这几个字读：为一人一民一服一务，以后好好读书，长大了要为人民服务。父亲是指着他写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念的，很少笑容的脸上竟然漾满了暖意，这让幼年的我非常的意外。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就没见过父亲笑过，我想这跟我的家庭有很大关系。关于我童年的家庭印象，就是两个字：贫穷。其实那个年代，谁的家庭不贫穷呢？我有一个裹着小脚的奶奶，穿的是那种斜襟绊扣的粗布衣服，上面还打满了补丁，就像现在影视剧里面明清时代农家妇女的穿着。奶奶不能挣工分了，只能在家做点农活，我还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出嫁了，只有大哥能够在湾里挣工分，其余几个哥哥都在读书。一大家子开支大，进项少，养家糊口的重担压的我父亲喘不气来。妈妈在我记事时就跟我说，你大大以前在外地念过书，写的一手好毛笔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在大队做过两年会计，因为心高气傲不会拍上面的马屁，后面没让做了。有时候父亲要外出买东西，妈妈一定会要我和父亲同行，还一再的嘱咐我，记得父亲买的东西不能忘记了，因为父亲外出买东西忘记过拿回来几次，有点精神恍惚一样。但是后来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到户，家里经济状况慢慢有所好转，父亲竟再没有这样落魂忘事的情况出现，即使现在八十几岁高龄了，记性也不输给年轻人，闲时戴着老花眼镜看书写字，俨然一副老旧知识分子做派。童年的时候，我是很不喜欢为人民服务的，在我幼小的心中，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我每天要早早起床，打扫堂屋c禾场，放牛割牛草，或者夏天的时候去田里拾稻穗。我不喜欢干这些农活，尽管这些农活不一定很累。我喜欢和春花在一起，和湾里的其他伙伴在一起，下河里打鼓球，爬树上掏鸟窝，折纸来板标，画线来潜航，实在不行，翻花板，吃石子也可以。当我走入社会以后，我总算搞明白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必须得是人民的仆人才能为人民服务，而我不是人民的仆人，我是光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家作主的人民。我想当初父亲写这几个字的时候，一定寄予了他的某些希望，希望我长大后能够混个一官半职，至少能够出人头地，就像他给我起的名字一样：杨立名，扬名立万。

    1978年9月1号我跟着几个哥哥还有隔壁妹妹春花一起去学校读书了。报名的时候，老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立名。老师说，会写你的名字吗？会写，我还会写这几个字。三个字是我小哥教我写的，我问小哥，为什么不先教我写我的名字？小哥唱了几句东方红的开头，说，是我们的大救星，没有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等你把三个字写会了，再教你写你的名字。老师又问，家里是什么成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的成分是前几天大大告诉我的，大大还说，老师问的时候，千万不要说错了，不要出洋相。我知道大大说的出洋相是指湾里的小刚去年上学报名的时候，老师问你家里是什么成分，小刚说，我家没有成分，我家只有牛粪和猪粪。小刚和我同一年出生，但是比我早一年上学，他的这个典故一直在湾里传说了好多年，直到小刚结婚的那一年，都还有人拿出来当笑料讲给小刚的姑娘听。老师又问，从1数到100会数吗？会数。老师于是叫我数数，我把手指头扳着数完了一遍，要从头扳手指头的时候，老师说，好了，可以了。就这样，我开始了读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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