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途游览。他坚信他能以提供意见的方式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在很少得到英国政府鼓励的情况下，他非常乐意地就许多国际关系问题向英国政府提供了咨询意见。作为一个非常关心西方团结的人，他却奇怪地反对与欧洲结成任何联盟。在60年代初期，他是阻挠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知名人士。1959年他甚至在普利茅斯说，在英吉利海峡修建海底隧道是危险的，不符合英国的战略需要。

    随着他的著作的出版，许多人对他的战略思想的尊重开始烟消云散。读者很快就发现，他的思想前后不一致，充满自相矛盾。1961年2月9日，《泰晤士报》发表对《领导艺术之路》一书的评论。评论者写道：“这本书不过是一堆陈词滥调和高级将领鼓舞士气的老生常谈。”这种评论典型地反映了读者对他的著作的批评xìng意见。

    蒙哥马利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尽管常常是混乱的和自相矛盾的，但其基础却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必须接受冲突和战争，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减轻其影响。从这种实用主义观点出发，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总是着眼于从实际上缓和紧张局势，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道德价值观念。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考察国际事务的基础，它使蒙哥马利得出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见解。他很早就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重要xìng，便是他严格的实用主义方法带来的直接结果。同样，这种方法也使他确信，虽然美国是欧洲的保护伞，但北美洲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可能引发世界大战。蒙哥马利强烈地谴责杜勒斯和肯尼迪时代的讨伐政治。他认为，美国人的态度总是很可能引起问题。如果美国不能正视并承认中国的存在，那就更可能引起问题。他还担心美国许多外jiāo政策中固有的“珍珠港”情结。他认为，美国人非常害怕突然袭击，因为他们不能想象在一种长期互相敌对的形势下，这种威胁总有一天可能会消除。由于这种原因，美国人便把战略思想建立在对任何攻击都立即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基础之上。这种推理使蒙哥马利比许多观察家更早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行动。1965年，他告诉《每日快讯》的勒内·麦克科尔说，美国应该撤出东南亚，因为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不能停止在一个小国的边界上。“世界有一半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他（指林顿·约翰逊）打算同所有这些人作斗争吗？”1968年7月，他以略微不同的理由再次谴责美国的越南政策。他写道：“美国违反了战争的第二条规则，即不要用陆军在亚洲大陆作战。第一条规则是不要向莫斯科进军。这两条规则是我自己制定的。”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过分自信，但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他的一些公开评论却没有那么深刻。1958年10月，在正式退休后不到一个月，蒙哥马利对北约进行了一次猛烈攻击。在向皇家联合军种协会作演讲时，他把北约说成是一个“复杂、笨重、人浮于事”的机构，并以其特有的形象化语言指出，世界可能出现一场“全面核竞赛”。英国政府和北约组织中反对蒙哥马利的人马上抓住他的这些话大做文章，结果引起很大的政治反响。国防大臣邓肯·桑迪兹把整个11月份的时间都花在了平息这个事件上。

    1962年还发生了另一次引人注目的争吵。那年3月，蒙哥马利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谈论德国问题。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与他分析国际关系的实用主义方法完全一致。由于苏联和西方国家都不允许一个统一的德国属于另一个阵营，在东西方紧张关系解决以前，就不可能考虑德国的统一问题。因此，蒙哥马利坚持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承认东德。但问题是，西德政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于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蒙哥马利说：“阿登纳博士需要一剂除草剂。他已是风烛残年，过分敏感。很小的剂量就能解决问题。”他告诉参加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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