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河北人民有条件种稻,却不种稻的的现实,朱皇帝一开始也是颇为惊讶。据他所知,水稻的产量可比小麦之类的东西高多了。
与徐光启聊过,翻看了一些旧档案之后,他才明白,这个事原因还真有点复杂。
在畿辅之地开发水利,乃至种稻的呼声,从很早之前就有了,不少有识之士都希望减少京师对东南漕粮依赖。毕竟从江南运一石粮食到北方,路上就要消耗不少,能在北直隶种田,对国家无疑有大大的好处。
不过穷得很的大明朝廷,当然不肯花钱把田开出来卖给士绅做一锤子买卖,一开始准备搞的都是军屯或者官田模式。北方士绅们当然清楚军屯官田从长期看,必定都是搞不好的,这些新开的田地最终必然被权贵占据。到了那时朝廷发现屯田收入也没有了,漕粮又减少了,最后必然要加他们的税,所以都强烈反对这个事,每一次都把朝廷准备在北直隶开发水利的事给搅黄。
不止如此,由于京师庞大的脱产人口存在,对燃料的需求极大,京师多年的消耗早就把北直隶许多山头都砍秃了,这会北直森林覆盖率还不如开发力度极高的近现代,柴薪在当下并不便宜,一片荒地不怎么打理就能有不错的收益,所以北直不少荒地都被宦官和勋戚们圈占。要动他们的地,他们当然强烈反对。
徐光启就对这个事尤为忌惮,只说了在北直搞屯田为西北人所忌,当时甚至不肯多谈。
除开来自官僚权贵的阻力之外,北方在北宋以来的长期战乱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人口大量南迁,进入明代后又有了修建长城等大型国防工程的影响,使得北方人民背负上了沉重的劳役,再加上黄河洪水泛滥,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造成宋代以来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北方地区既失去了劳动人口的数量优势,在人口质量方面也严重下降,到了当下这会已经是表现得极为明显。
当下的很多士大夫都认为,北方人文化水平落后,思想观念陈旧,精神萎靡,性情懒惰。
“齐、晋、燕、秦之地,有水去处皆可作水田,但北人懒耳。”
“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劳。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习,卒而驱之,宜有未从者。然彼之卤莽而耕,亦卤莽而获,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劳,治北之田,则一亩之入,倍于数亩,而旱潦可以无忧。”
那会他随便翻了翻一些资料,就发现,大明士大夫几乎是众口一词,愤恨不已地在指责北方人懒惰苟且,拙笨愚昧,顽冥不化。在翻阅资料的时候,他还发现这类声音在另一时空的清代都没有完全消失。
倒是能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的徐光启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他直接就对皇帝讲明了原因:“北方人治田,只是有田者安于故习,租佃力作之人,何尝不劳苦啊!北人劳苦不下南人,淡泊过之而已。”
原来不是佃农懒,而是地主安于故习。地主不改变,佃户当然也没资本去改变。
据朱皇帝最近一段时间从基层方面了解的情况看,南方的士绅里,想尽一切办法大修水利的比例很高,朝廷不修他们自己出资也要修。而北方士绅,大部分都对兴修水利漠不关心,朝廷不修他们大多也不管,大部分人完全是得过且过。
如果是临近黄河洪涝灾害频繁区域还好说,毕竟那些地区水旱无常,投资风险太大,可以理解。可就是没有洪涝灾害的地方,那些士绅地主也对修水利没有兴趣,对田地出产漠不关心。
对于这种现状,朱皇帝认为原因也很简单。
由于长期战乱,精华人口南迁,还被辽金蒙元持续统治北地数百年,不免让北方地区人民的各项素质都大幅度下降。
落后民族汉化的同时,汉族的异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朱皇帝看来,中国的发展确实是存在自身经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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