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华夏龙币顺利发行之后，大明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

    一个国家真正富裕与否，关键在于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而李鸿飞对此，也确实下足了功夫。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便是进行土地改革，抑制土地兼并。

    虽然如今的大明还有不少佃农（没有田产的农民），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以前朝廷收税，那是按照各村登记在册的户头征税，即一户农民耕种几亩地，朝廷就征收几亩地的农税，那些官老爷才不管这些田地是不是你家的。

    这样的征税方式，很容易导致以种田为生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

    毕竟古代农业科技并不发达，老百姓种田同样冒着很大的风险，稍有一个天灾，就有可能颗粒无收。

    而当时的税收政策却十分刻板，除非皇帝下令减税或者免税，否则甭管你这一亩地今年的收成几何，都得按照之前朝廷登记在册的田地亩产量实施缴税。

    也就是说，哪怕你今年这亩地颗粒无收，只要官府不发话，你一样要按照往年的规定，上缴足够的税钱。

    甚至在皇权严重被削弱的年代，所谓的减税或免税政策，根本出不了京城，下方的官员与当地地主相勾结，该征收的农税一分钱也不能少。

    拿不出钱来怎么办？

    借高利贷，利滚利之下，你这辈子也别想翻身了。

    而自从全国实施按地征税模式开始，农民的收益总算是有了保障。

    虽然种田照样有风险，但官府每年会抽取当地十户百姓，近两百亩不同品质的耕地进行统计，取其平均亩产量实施农税征税。

    而且只找土地所有者实施征税。

    这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因为官府征税，从而逼迫普通老百姓借高利贷的情况发生。

    李鸿飞实施的这种新式征税方法，还能最大程度上缓解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

    要知道如今征税可基本都是地主的事，如果地主不好好对自家的佃农，那么对不起，本来一亩地平均能产两石大米的田地，佃农给你“消极怠工”，一亩地只收割一石大米。

    佃农虽然也吃亏，原本应得的三成粮食直接减半，但地主更吃亏，他们不仅收成减半，而且农税还得按照平均产量进行征收。

    佃农与地主互相伤害之下，吃亏的只能是地主，因为新的农税等于是明文规定，税收与无产农民完全无关，连官府都无法明目张胆勾结地主为难佃农了。

    要想取得高产，取得高回报，地主们必须跟自己的佃农搞好关系，就像后世的老板与员工的关系一样，要想员工为你多挣钱，工资待遇自然也不能太差。

    当然，那些“消极怠工”的员工，老板吃过一次亏后，自然也不会再白养这样的闲人。

    尽管大明沿海城市，已经逐步迈入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但如今的大明，还是以农业为本，只有农民富裕起来了，大明才算是真正富裕。

    所以修桥铺路，开渠引水，这些基础而又耗资庞大的建设，朝廷必须花费重金进行治理。

    得到了李鸿飞的批示，吴浩开始与水利工程部门的官员接触，并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力求在未来五年之内，完成全国州县一级城市的主要道路建设。

    村村通公路目前不太可能实现，但在原有官道基础上，扩修连通各州县之间的省道，还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道路状况得以改善，各地商品流通速度自然也会越发快捷，消费水平增加，国家税收自然会更上一层楼。

    要知道如今的商税，可是占据了大明三分之一的税收比例，商业越发达，朝廷才会越有钱。

    当然，国富只是其一，军强才是一个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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