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拥有的人力、物力、土地等战争资源亦非初入关时可比。

    4，全国各地反清势力除台湾郑氏集团外，已基本被消灭光。

    5，吴三桂本人也已年过六旬，垂垂老矣，不管是身体状况、精力还是进取心，较于年轻时无疑都会大打折扣，不会轻易也没必要舍弃眼前的高官厚禄再冒灭族的风险去造反。且早年跟随其征战四方的关宁军已不复存在，后来招募的军队，无论是战斗力还是对吴氏的忠诚度都远非关宁军可比。

    （二），耿精忠方面。无力主动发难。

    耿精忠出生的那一年，清军入关。用现在的话说，他是生在“新社会”，长在黄旗下（耿精忠祖父耿仲明被编入汉军正黄旗），是耿家降清后的第三代。以这种人生经历，无论是资历、声望、军事才能各方面，都不能与吴三桂和尚可喜同日而语。而且，耿的军事实力也不强。

    据魏源的记载，耿精忠与尚可喜各有兵员十五佐领（一佐领约二百人）、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人[12]。即便他们“旗下所蓄养甚众...其数更超过额兵”[13]，耿、尚二藩各自兵力也不会超过二三万人。凭耿精忠的那点能耐和实力，若没人挑头，耿精忠想都不会去想反叛的事。

    （三），尚可喜方面。至死未叛。

    早在康熙批准撤藩时，尚氏即赶紧打点行装，准备搬迁。三桂叛乱之始，圣祖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停撤。尚氏遵旨，守在广州待命。叛乱迅速波及广东后，他奋起投入平吴剿耿的斗争，始终保持臣节。尚可喜尽全力平叛，有数次军情危急，甚至准备好了柴薪要举火自焚。

    对尚氏的一片忠心，康熙颇为感动。十三年（1674）十月，令广东文武将吏都听平南王尚可喜节制，“一切调遣兵马及招抚事宜亦听可喜酌行”[14]；十四年（1675）正月，为表彰和奖励尚可喜对朝廷忠诚不贰，上谕“平南王尚可喜...著进封平南亲王，即令其子尚之孝袭封（王爵）。尚可喜以亲王品级顶带支俸，示朕优眷之意”[15]；除了封官进爵，康熙还大打亲情牌，对尚氏进行感情笼络，甚至彼此以父子相喻，二月一日，康熙批示：“今览王奏...朕与王情同父子，谊同手足。览疏未竟，朕心恻然”[16]。及可喜死，康熙叹曰：“平南亲王尚可喜久镇疆，劳绩素著。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至殒逝可悯”[17]，可谓对尚氏的盖棺之论。

    撤藩前，康熙还信誓旦旦地说尚氏“蓄彼凶谋已久”，在三桂叛乱后却又跟尚氏套近乎“朕与王情同父子”，让人一笑置之，“一切皆有可能”！这颇类似于今人为了利益而认干爹。

    康熙所谓“三桂蓄异志久”[18]，很难让人信服。三桂若早yù反清，何以要坐失良机，偏要等到自己年迈、各方面形势皆不如昔时去反？抛开人品的因素单说能力，三桂也算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名将者，审时度势，知己知彼乃基本功。三桂难道连那么明显的优劣势都不能辨析？为满清的江山鞍前马后，立下不世之勋，在用千万反清志士的鲜血染红了头上那顶王冠的同时，他把全国人民都给得罪了，成了不折不扣的汉jiān。坐镇云南后，三桂始终保留大量军队，也是借鉴历史教训的结果和谙熟政治的表现，因此，“怀‘藏弓烹狗’之虑，深‘市权固位’之念”[19]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康熙撤藩，要剥夺其一切军政权力时，非但三桂本人，其部下的抵触情绪也是很大的。所以，撤藩令一下，“全藩震动”[20]，他周围的一些核心人物不甘心俯首听命。其侄儿吴应期劝道：“就迁于辽东，他日吹毛索瘢，只就戮耳，岂若举兵而父子俱全哉？”[21]这从侧面也可看出三桂反清是无奈之举。更直接反映叛清实非其所愿的实例，是在其子吴应熊被康熙杀掉后，“三桂善持两端，反后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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