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时候，娟娟给我办了新的电话卡，买了新的手机。我之前的诺基亚用了接近十年，结果在特案组一年多时间里，这已经是我换的第三个手机了。第一个被我自己摔烂了，第二个则是进水了。我看着这个新手机发呆，也不知道究竟能使用多长时间。

    老王一早就投入到了紧张的调查中，按照之前的线索去寻找三个人之间的共同点以及凶手。特案组的成员只是被告知不能离开这个城市，并没有限制我们的自由，单从这一点上来看，市局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面子的。

    昨天从老太太家里出来的时候，我便已经交给了玛丽一个寻人的任务。那就是找出汪朝阳现在的信息里，根据昨天的分析，如果凶手是汪朝阳，那么汪朝阳一定是变了样子的。至少不是那个瘦瘦小小的形象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抓紧时间找到在聚会上究竟是谁偷了我的警察证和手机卡。当初参加聚会的人总共有四十多个人，加上酒店里能够进出的那些员工，至少也到达了上百人。现在没有了市局配合我们的力量，单靠我们四个人，这样的工作量实在是有些太大了。

    但行动起来总比坐在这里抱怨要强的多，我们四个人立马分工，玛丽负责在网上找出当时参加聚会以及工作人员的信息，由闫俊德和娟娟一个个上前询问。而我则是负责带着玛丽去寻找汪朝阳。

    1967年美国的社会心里学家提出了一个叫做“六度分离”的理论，该理论的含义是在人际交往的脉络中，任意两个陌生人之间都可以通过“亲友的亲友”建立联系，这中间最多只要通过五个人就可以达到这一点。

    这种观点很有意思，通俗了说的就是“这是我二大爷的外甥的同学的爸爸的同事澡堂子里认识的朋友。”

    也就是说，我们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能通过五个人就认识的，不管对方是哪个国家的，不管对方是那种肤色。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适用，但是对于犯罪者这种连家人都不联系了的人来说，并不现实。

    但是我这次安排的任务，并不是要去直接的找汪朝阳，而是去找到汪朝阳的家人，判断凶手到底是否是汪朝阳，然后再去反推汪朝阳的下落。但是从这一点来分析，我们两个很可能要离开璟城。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能确定汪朝阳的家人此刻是否还在璟城。

    有了网络，这六步显得更好实现。经过了一天的搜索，玛丽大概已经确定了一个基本的范围。之前我们得到了许蓉吴树豪他们那一届学生的名单，玛丽将这些人的网络资料都汇总到了一起。利用黑客技术锁定了这些人的消费信息以及邮件，找到其中的关键词。

    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好的行为习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看运用在谁的手里。但是在此期间，玛丽发现了一个人和汪朝阳的父母之间还有来往，邮件是一年多前发的，而且其现如今还住在璟城。

    驱车找到了这个人，他住在璟城的东边。今年五十岁，是之前汪朝阳父母的同事，当时他们同属于一家财务公司里的会计。这位老会计告诉我们大概是十七八年前，汪朝阳从育才小学转学后，就搬到了里市区很远的地方。

    但是作为已经相处了十来年的同事，他们之间经常有联系，只不过近几年联系的少了。不过一年前众人还商定了下一次同事聚会的具体时间，但是两人并没有参加，后来联系过也没有回复，就这样断了联系。

    但是我们还是从这位老会计的手上得到了他们搬家后的地址，只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还不知道他们是否住在哪里。地址在璟城的边缘了，离着当年育才小学的位置极远。我们找到这里的时候，房子已经换了主人。

    我们查到这房子的户主几十年没有变过了，看来当时汪朝阳一家三口是租房子住的，并不是买的房子。为此我们找到了房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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