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义上说：“赵匡胤欺软怕硬”，褒义上说：“赵匡胤对时局和敌我强弱的判断很准确”。他最终选择先拿后蜀开刀而不是像柴荣那样北伐契丹，这是否导致了宋始终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并最终灭国的悲剧。很难说，就连打不打的赢也很难说。“宋弱”有多方面多层级的原因，就算强如汉唐，最后不也因为内部原因导致灭亡。反正都要灭亡，内部或者外部又有什么关系？如果局限于大汉族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可能正是因为外部势力虎视眈眈的原因，宋在政治上当得起中国封建时代最清明这一称赞，种种史料都可以证明这一判断。

    历史的走向往往是多个因素的合力，某种意义上说，后蜀之战是宋统一中国的，但却始终没有走向终点。

    赵匡胤之所以要先拿后蜀开刀（而不是拿南唐开刀），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内因是“中国自五代以来，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c江南，即国用富饶矣”。这番话是赵匡胤对弟弟赵光义说的，他说我之所以要打后蜀就是因为它有钱，打完它我们就富了。外因是后蜀皇帝孟昶派人秘密联络北汉，商议共同起兵灭宋，这封信被送信的人送到了赵匡胤手里，这可真是缺觉送枕头正是时候，于是赵匡胤说：“吾西讨有名矣”。

    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宋军兵分两路，水陆并进，陆军从凤州（今陕西凤县）出发，水军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就是之前荆南的归州）进军。陆军司令是王全斌，参谋长崔彦进，王仁赡为政委；水军司令刘光义，政委曹彬。水陆两路人马合计约六万人，浩浩荡荡准备出发。

    临行前，赵匡胤为激励将士为他出力卖命，对王全斌等诸将说：“但若攻克城寨，所得财帛，尽可分给将士，朕止欲得他土地，此外无所求了”。

    于是全斌等诸将领旨而出，自率兵马朝蜀地杀去。

    先说陆路，王全斌是打仗的好手，曾经和慕容延钊一起打过李筠，与郭进一起打过北汉，屡战屡胜，以功迁安节度使，后来还当过忠武军节度使，手下的兵也都是久经沙场有丰富战斗经验的精兵强将。反观后蜀，他们承平日久，仗着蜀道难行的地利和中原军阀混战的天时，偏安一隅。孟昶派出的只是一些会纸上谈兵的书生和没有实际战斗经验的虚兵弱将。比如后蜀的抵抗军总司令王昭远，他是孟昶小时候的侍从出身，后来读了些兵书，就自诩为诸葛亮，诸葛亮拿羽扇，他有样学样拿一个铁如意，临出战前，他对左右说：“我此行何止克敌制胜，带领这二c三万人马直取中原也是易如反掌啊！”结果，两军交战，后蜀军一战即溃，一点战斗力都没有，宋军攻克兴州（今陕西略阳），夺取西县（今陕西勉县），再下利州（今四川广元），三战三胜；王昭远只好收拾残余人马退守剑门关（今四川剑阁）。

    剑门关易守难攻，宋军一时攻克不下，王全斌于是将人马驻扎在剑门关下，一边围城一边伺机寻找攻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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