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官僚军阀们只代表自己，而不代表民意。汉人不愿蛮夷内迁，是司马家做的，是李家做的。汉人不愿市舶司被色目人掌控，是赵家做的。他们虽是汉人，但生怕汉人夺取他们的权力。对他们来说，汉人比外族更加可怕。他们时时刻刻提防汉人，直到自己被外族消灭，妻小也被掳掠一空为止。”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穷民以便君用，愚民以利役使，弱民以削反抗。商鞅之法，将国人视为君主最大的敌人。国人穷，才会在乎君主的赏赐，才能战不惜命；国人愚，才容易被君主控制；国人有自尊心，就会轻视朝廷，只有毫无羞耻感的国人，才能方便君主尽情役使；阻止宗族形成，以防出现具备反抗能力的群体；好人当地方首领，会使民众相亲相善，团结起来，不利于朝廷统治，奸人混蛋当首领，加剧人心猜疑，让国人相互算计，才方便朝廷管理；限制迁徙，防止民众增加不必要的见识，威胁朝廷治理。”

    “孤所说，字字句句，都出自《商君书》，自汉以来，便是外儒内法，何意呢？孔孟之道只是大旗，君主当用商君弱民之法。自从汉人领土扩展，和蛮夷的武备制度水平拉近，便沦为被动防守甚至挨打的一方，皆是因两千年商君之法所误。”

    “孤要告诉诸位，商君之法，不是富国强民之法，而是亡国灭种之法。民弱则国弱，民愚则国愚，民贫则国贫。君父君父，君为父，民为子，弱子不与父相争，但弱子亦不能与强敌相争。中国之败，是思想之败，制度之败。孤的治下，再不能如此了。”

    春秋战国时期，小国寡民，法家的愚民之术还有利用价值，架空封建领主，使权力集中于各国国君，原子化的国人以国君为核心紧紧凝聚在一起。

    秦国因此灭六国，也因此被旧贵族势力依然强劲的楚国反推，天下最终的主人竟然是改革最不彻底的楚国。而后，西汉承袭秦制，削藩，将藩王之权交给地方官，巩固君主集权，铸造大一统江山。

    地方官并没有像皇帝一样凝聚原子化国人的权力，辽阔的国土，皇帝的光辉难以照耀帝国边疆，于是春秋战国时期还和蛮夷抢的有来有回的汉人百姓，五胡乱华时竟成了卑贱的“一钱汉”。

    到宋朝，地方官的财权，将领的兵权完全被没收，赵官家又是怂货辈出，于是武力衰弱到历史最低。

    明朝“天子守国门”，即是让京城成为抵御北方强敌的资源配置中心，物流中心，皇帝成为北方最大的地方官和武将，而力所不及的南方边陲则放权给世袭贵胄“黔国公”，土木堡之变前禁军又非常强劲，武德虽不及汉唐，但还比较充沛。

    黄宗羲敏锐感觉到了两千年秦政的缺陷，开始吹捧周朝时的分封制，帝国边疆的军阀需要合法的权力和世袭的回报来凝聚汉家子弟，保卫本族文明。在黄宗羲眼里，文明才是最高效忠对象，而大一统不过是维护文明的工具，这个工具不中用了，就该换一个。

    只是黄宗羲不知道，再过两百年，或许这条历史线下都用不了那么久，一种划时代的交通工具——火车，将改变传统君权所能覆盖的极限。

    而一种新的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将成为凝聚辽阔帝国子民的信仰，它不光靠血统，更重要的是靠平等统一的公民权来塑造认同。

    苏格兰和英格兰人拥有平等的公民权，苏格兰公民和英格兰公民一样对于伦敦产生影响，但作为殖民地的美利坚人没有，北美乡绅无法决定英国下议院任何事务，于是美利坚人抛弃了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带来的天然认同感，与英国交战，独立，塑造了属于自己的美利坚民族。

    近现代战争的血腥超过任何古代战争，没有这份信仰加持的士兵不堪一击，没有近代化的国家将失去生存资格。清末，清军武器不输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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