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芒了！”徐卫东低声道，“盗墓的和考古的搅在一起，等着瞧吧，好事儿都能变成坏事儿。”

    半晌之后，那个叫曲凡的人回来了，依旧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从我身旁默默地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坐了下来，继续开始欣赏窗外的景色。

    人家这么大的谱儿，咱就别上赶着找不痛快了。于是我们三人便自顾自地聊起了天，山南海北地痛说起“革命家史”来。徐卫东他城府深沉，又有曲凡在旁边，自然话也不多，只是时不时地chā两句嘴。主要就是我和沈芳华两个人在那儿畅谈“革命理想”，互诉“革命衷肠”。我还讲了几个自己保留的笑话，把沈芳华逗得前仰后合，笑声连连。

    到了中午时分，有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了午饭。别看是在火车上，这伙食仍旧不赖，不但菜里有鱼有ròu，米饭蛋汤也是一应俱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待遇绝对是高级别的了。可即便如此丰盛的午餐，我却注意到那个曲凡连筷子都没怎么动，只是草草地夹了两口，米饭也没有吃，好像有着很重的心事。

    “怎么了，曲同志，没有胃口？”我忍不住问道。

    曲凡闻言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应。随即又把头转向了车窗，望向外面的世界。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也不再去打扰他。

    火车在行驶了五天之后，终于到达了终点。我们看到月台的站牌上赫然写着两个大字：贵阳。这完全印证了沈芳华之前的推测，我们确确实实是来到了贵州。

    我们这一行在火车上待了将近一周的时间，虽说其间好吃好喝，徐卫东身上那些纱布包扎的伤口也愈合得很快，但几个人依然憋闷得不行，连那个曲凡到后来都有些坐不住了。本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可以好好松快一下透透气了，没想到刚下火车，我们又被安排进了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军用卡车，再次上路了。

    很早就听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随后的卡车之旅恰好给了我体验后五个字的机会。一开始还好，汽车行驶得还算平稳，可随后道路就变得崎岖起来，人坐在车里感觉也是愈发的颠簸。而且在行驶途中，还有很多次的爬坡和急转弯。据此可以判断出卡车已经开行在了山路上。至于具体要去什么地方，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趟卡车之旅的耗时可是不短。我们是清晨抵达的贵阳火车站，随即便马不停蹄地转乘了卡车，结果直到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车才停止了前进，几乎开了整整一天。这期间大家也没有吃东西，车上只提供了几个装满水的军用水壶。所以当我们要下车的时候，几个人都已经是饥肠辘辘，早已怀念起在软卧车厢时那高级别的待遇了。

    我们刚下卡车，就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那个几天来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的曲凡突然开口嘟囔了一句：“咦，地方不对呀？”他虽然是在自言自语，但这毕竟是他在我们面前说出的第一句话。我微微地吃了一惊，因为我曾一度怀疑此人可能是位残障人士或者得了失语症什么的。

    我向周围看了看，发现我们所在的地方似乎是一个小山村的村口，正位于一座大山的山脚下，村子里似乎有二三十户人家，都是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不过现在里面都黑着灯，抬眼望去黑黢黢的一片，不清楚房子里面究竟有没有人。

    “哪里不对，曲同志？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问曲凡道，希望他能以此为契机再说上两句。

    曲凡此刻虽然一脸疑惑的表情，但并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卡车的司机跳下车走了过来，对我们道：“来，几位同志，跟我走。”说着点亮了手中的电筒，迈步向村子里走去。我们几个小心地跟在后面，很快就被他领到了村子北边的一间木屋内。

    这也是一幢二层的木屋，下面一层放着一张粗糙的木头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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