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找到了联防队里，想要拿回来收录机。我先是好话说尽，但他们不为所动。后来我又跟他们谈人权讲道理，结果他们勃然大怒，扬言要遣送我，我吓得怏怏而回。

    事情过去了两三天，我去阿瑛店里剃头。那天我到的时候，已有好几个人等候在先了。他们正在谈论联防队查暂住证的事情。其中有个胖子正在绘声绘色地叙述着：“那天我姐夫来了，晚上我刚烧好了几个小菜，准备和他对饮几杯，联防队就来了，他们先是查看了我们的暂住证，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谁也想不到，”胖子故意停顿了一下，卖了个关子，继而又接着说：“狗日的们居然将桌上的一瓶‘大曲’倒在了菜里，说那酒是假的，不能喝，可惜了我那一桌子好菜，你们说缺德不缺德？”胖子咬牙切齿的骂着。这时又有个酒糟鼻的中年男人说：“你这损失还算是轻的，”说着就指着另外一个矮个子说：“你们让他说说他遇到的事，”大家就用期待的眼光看着矮个子。矮个子叹了口气说：“唉，别提了！也算是我倒霉，刚找了个在饭店打杂的工作，才干了半个月，那天下班回来，在南边那条进涞河湾的小路上，凑巧就遇到了联防队。他们问我有没有暂住证，我当时还很心定，你说这年头不带暂住证谁敢出门？可是我刚把证掏出来，有个联防队员就一把夺了过去，看都没看，当场就撕碎了扔到了河里，然后不容分说，就将我带走了，先是在收容所关了几天，后来遣送到了蚌埠，来来回回小十天。工作丢了，工资没了不说，还吃尽了苦头。后来在里面才知道，现在每个派出所都有指标，再把指标下发到各个联防队，规定每个队每天必须要抓多少人，所以他们不问青红皂白，谁碰到谁倒霉。”矮个子一边说着，一边无奈地摇头。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骂。我受了群情激奋的感染，也把我的遭遇说出和大家来分享。后来有个东北口音的年轻人就说：“联防队其实就是地痞流氓和刑满无业人员整编起来的，素质可想而知，”于是大家又乱哄哄骂作一团。

    那天阿瑛在给我剃头的时候，悄悄的对我说：“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兴许能帮你录音机要回来。”阿瑛的话让我甚感意外，却又将信将疑，但她在剃好我的头之后，就跟在我身后走了出来。她说上隔壁的小店打电话，让我在门外等着，。几分钟之后，阿瑛从小店出来，笑盈盈对我说：“你去吧，都讲好了。”

    我满腹狐疑地再次来到联防队，但不敢贸然进入，只在门口张望。有个队员就发现了我，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他们客客气气地把收录机还给了我。并且拍着胸脯保证说：“以后你尽可以放心，我们绝不会去打搅你。”

    虽然我并不知道阿瑛是给谁打的电话，但自那以后，我对阿瑛就刮目相看起来。并且在心底对她充满着感激之情，然而没过几天就发生了变故。

    那天早上我骑车去上班，远远的就看到阿瑛的理发店门口围着很多人。走近了才看清，是一个相貌丑陋的黑皮村妇在骂街，一口本地话，吐沫飞溅。隐约能听到“c婊子”之类的不堪入耳的鄙俗恶语。阿瑛的店门紧闭着，但我能预感到此事可能与她有关。后来连着几天，阿瑛的店门一直都没开。我每次从那儿经过时总是特别失望，却又不明所以，我只是从流言蜚语之中粗略了解到了事件的大概。据说那个黑皮村妇是联防队长的老婆，阿瑛和联防队长关系不一般。还有人言辞凿凿地说黑皮村妇把他们捉奸在床了，所以阿瑛没脸见人就躲了起来。流言的真伪我无从考证，但从此阿瑛确实就彻底消失了。

    阿瑛并没有过多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只是在我每次向别人叙述收录机事件的时候，才会顺便想起来。直至两年前的某一天，当我在“桥头堡“递给她五块钱，再从她的手里接过一瓶饮料时，我们四目相对之下，虽有似曾相识之感，但我却根本无法将她与当年消失的那个阿瑛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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