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发展得如此迅速，逐渐形成了私家藏书文化，它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仅就当时能够大量生产图书，满足藏书家需要，使其有书可藏可用，谈谈我们的观点。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c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c极解放c最富于智慧c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那确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痛苦产生思想；那确是一个“最混乱”的时代，乱世造就英才；那确是一个“极自由c极解放”的时代，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魏晋南北朝持续的战乱，削弱了中央集权，封建统治者迫于战争，加上世家大族的牵制，无暇顾及思想界的统一，秦汉以来封建政权对于学术文化的控制有所放松；又由于当时民族的冲突，阶级的交锋，国家的前途，百姓的境遇，佛c道理念和传统文化的碰撞等等，这些现实问题使众多仁人志士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独立思考，以寻求解决方案。一批有责任感的哲学家c史学家c文学家c高僧c道士各骋胸臆，著书立说，阐述对社会c人生的看法。激烈的论争，深入的探讨，相互的吸纳，勤奋的笔耕，使佳作迭出，当时的学术界空前活跃，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思想的自由和解放带来了著述的丰富，而著述的丰富是图书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随着社会各方面对书籍的需求，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和文字载体的革命，生产书籍的佣书业十分兴隆，逐渐形成产业化规模，佣书业在这场社会巨变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迅速生产出大量书籍，传播了社会精英们的思想，而且也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书籍文献全靠手抄生产传播。所谓佣书业是指图书文献再生产和出版的行业，它是以社会上一个贫穷的c有文化的群体为主力军，受雇为政府c私人c书商c寺观等抄书，以此获取报酬的一种行业。它肇始于汉代，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朝随着雕印书籍的发明而逐渐衰落。

    汉代的长期安定，使政府积蓄了大量典籍。在简帛为知识载体的写本时代，初编典籍难以大量生产，为了不同需要和防止散佚，于是政府出资，将其重要部分雇人抄写复制，分藏各处，这就是佣书业的开始。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卷三0，《艺文志》)，这个“写书官”就是负责管理佣书的官员。西汉成帝时，刘向c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后，将上万卷简帛书籍命人逐一缮写，那些缮写之人就是佣书人。东汉宫修《东观汉记·班超传》载：班超家贫，“恒为官佣写书以供养。”(范晔著《后汉书》据此改写为“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关于佣书的首次记录。又《太平御览》卷426引东汉侯瑾《汉皇德传》亦载：盖晋敦煌人(今甘肃敦煌)，“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不取其余。”遍阅现存汉代典籍，偶尔见到此类记述。从内容上看，早期佣书仅局限于封建官府中，未见社会其他层面有此现象，这说明当时佣书尚未形成市场机制。

    到了魏晋南北朝，佣书在社会上全方位展开。《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载：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等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人抄写；而阚泽是“为人佣书”，私人付钱，雇人抄书。可见从这时起，佣书已从政府扩展到有钱人家，这是一个进步，它说明佣书已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佣书业越来越红火，佣书人也大量产生。前面述过的藏书家张缵，其晚年雇人抄书“数万卷”便是例证。又《北齐书·祖珽传》所载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多集书人”，究竟是多少，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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