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藏书是伴随着书籍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我国藏书始于商周时期的官藏，春秋之后，“学在官府”被打破，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隋书·牛弘传》，p 1298)，开始有了私家藏书。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书籍在不断地繁衍增多，由藏书而衍生的与之相关的内容愈加丰富，久之逐渐形成藏书文化。所谓藏书文化是指在图书文献极其繁富情势下，以逐渐完善的藏书处所为保证，以专门收藏家和研究者所构建与藏书有关的多种专学为羽翼，并以人文精神为理念，围绕“藏”c“用”关系的演化，不断溉泽着全民族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皇焚坑政策，沉重打击了私家藏书。两汉时期，由于社会长期安定，文教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囿于当时诸种条件，书籍难以大量生产，因此制约了私家藏书的发展，藏书家寥若晨星，藏书量也很有限，其中可圈点者屈指可数。这说明整个汉代，私家藏书并不普遍，藏书群体仅局限于王公贵族c士大夫阶层。

    到了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有了长足进步，不仅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而且开始有了广泛的文化意义。据范凤书同志在《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7月版)一书中统计，此期藏书家共有102人(按：这个数字并不准确，除史籍中有漏收的外，未将佛典c道籍c墓志中记录的藏书家统计在内。)这只是见诸史书记载，实际人数恐怕还多。据正史明确记录，此时有14人藏书达万卷以上，萧统“有书几三万卷”(卷八，《梁书·昭明太子传》，p 167)，梁宗室萧劢，“聚书至三万卷”(卷五一，《梁书·萧劢传》，p 1263)，沈约“聚书至二万卷”(卷一三，《梁书·沈约传》，p 242)，萧纶有“书二万卷”(卷一九，《梁书·马枢传》，p 264)，张缵有“书二万卷”(卷五六，《梁书·张缵传》，p 1388)，其他如崔慰祖c陆澄c任昉c王僧孺c张缅c许亨c元延明c辛术c穆子容等人的藏书均逾万卷(见正史本传或他传)，如果将梁元帝算在内，他藏书14万卷(卷一六五，梁元帝承圣三年，p 5121)居是时之冠。还有王弼藏书“几将万卷”(卷二八，《梁书·锺会传集解》，p 656上)，李业兴“垂将万卷”(卷八四，《梁书·李业兴传》，p 1865)，司马道子c崔祖思c刘善明有书“八千卷”(《续晋阳秋》，p 263cp 291)(卷二八，《梁书·刘善明传》，p 527)，范蔚“有书七千余卷”(卷九一，《梁书·范平传附范蔚传》p 2347)，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卷三六，《梁书·孔休源传》，p 522)，宋世良“有书五千卷”(卷八一，《梁书·刘昼传》，p 2729)，李谧“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卷九0，《梁书·李谧传》，p 1938)，葛洪c皇甫谧c萧子良c褚湛之c谢弘微c沈亮c陶弘景c阮孝绪c萧秀c王泰c柳世隆c沈麟士c刘慧斐c张盾c徐伯阳c江总c宋繇c李顺c江强c阳尼c元顺c陈元康c贺拔胜c陆爽c黎景熙c杨愔等人咸有上千卷藏书。有很多藏书家藏量很大，由于记载不明确，使我们无法知其准数，如三国蜀汉的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卷四一，《三国志·向朗传》，p 1010)，西晋张华搬家时“载书三十乘”(卷三六，《晋书·张华传》，p 1074)，北魏宗室元晏“家书多秘阁”(卷一五，《魏书·元晏传》，p 565)，高闾“家富典籍”(卷六二，《李彪传》，p 1381)，李冲“家饶书”(卷六六，《崔亮传》，p 1476)，齐王俭“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卷二三，《王俭传》，p 436)，梁萧机“家既多书，博学强记。”(卷二二，《梁书·萧机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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