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书即假书，但不同于劣书。伪书中自然有劣书和毫无价值的书，但是伪书中自也有极可宝贵者，即好书。并非“鱼目混珠”者。某种程度上，这些伪书只是想调皮地“穿越”一下，乱入一下，就其内容，很多都是有真材实料的。试问，古往今来，纯真的书有几本？须知，很多真知灼见都是不为世所容的。不耍点小手段，书很可能遭遇夭折，作者也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这方面的例子太多。比如司马迁写《史记》后，为防不测，让女儿抄一副本。正本则藏之名山。汉武帝在位时《史记》并未问世，是几十年后其外孙杨恽在这政治清平时才将书献于朝廷并获得颁行的。可谓一波三折。

    又如哥白尼写完《天体运行论》却不敢发表。直到死后才由其朋友发表。这是因为他有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前车之鉴”。

    又如《红楼梦》，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然其作者究竟是谁，至今尚有争论。因为作者为自保故意将这一点弄得扑朔迷离。如果我们将作者不详的书都一棒子打死，那《红楼梦》也不能幸免。

    可见，伪书之伪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用一刀切解决问题。何况，古时候出一本书，即使署了真名，作者也大多赚不到钱啊！

    怎么看待它们，需要有识之士。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就伪书的价值问题，说过一段非常中肯的话: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者年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的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家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辨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金明馆丛稿二编》248页)

    “一种学术之丛书”，“一宗传灯之语录”，这一揭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肯认了伪书的重要价值，又以纵贯的眼光，阐述了其价值之所在。也基于此，陈寅恪先生对本世纪初的那种否定一切的“疑古主义”倾向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在建立信史的过程中，应该要有疑古的精神，但积极的方法是征信，而不是笼统的排斥，对待伪书，也应该如此。

    我们只要简单地对中国历史上的伪书作一巡视，即不难发现，许多伪书，诸如《管子》c《列子》c《韩非子》c《史记》c《竹书纪年》c《抱朴子》等等，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们认为，伪书尤其是唐以前的伪书，一旦辨明之后，乃是了解散佚古书真面目和研究古代神话c古代历史c古代哲学思想史c文学史，一句话，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

    伪书必出于人手，而人绝不可能超越他生活的时代c环境凭空造书，必然要受到其所处时代c所涉猎之书籍的影响，于是，假书中常常含有真实的内容。战国时代的人伪造的书一定保存了秦始皇焚书以前的某种真实的历史纪录;汉人伪造的书一定保存了东汉末年兵燹以前的资料;西晋时人伪造的书必定保存了不少八王之乱以前的资料原因是那些伪造书的人处于焚书之前，有条件比后人能多看到些古书，而这种知识又往往在他们著书时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所以，我们实可把它当类书来看待，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即是视为“

    一种学术之丛书”。如伪《古文尚书》，采辑甚博，它的出处大半已被后人弄清，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出自那些亡佚的古书！又如《列子》是伪书，里面的《杨朱篇》至今仍是桩公案。但张湛伪造《列子》时，不能排除当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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