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官修史书的发展和统治者对利用史书治理国家意识的不断增强，修史为统治者服务的理念日益明晰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有唐一代起的推动作用是最大的。而起作用最大的个人则是唐太宗和魏征。

    我们知道，唐太宗为了汲取前朝灭亡教训，让魏征主持修史，一下子修了《晋书》《隋书》等6部史书，他又提出著名的“三镜说”，其中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他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所以，通过修史读史来为国家治理的把脉，也成为后世皇帝们的通行做法。此类书理念明确，目标明确，读者明确，内容也明确。

    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完全为了最高统治者提供政治服务的史书。这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它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有意思的是他的和终点有两个特点，一是从乱世起，到乱世终。二是开头是一个“周”，结尾也是一个“周”。开头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终点则是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涵盖了16朝1362年的历史。其实，这是一部比较纯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尽管司马光并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全面总结了历朝历代的政治智慧，记录了上起春秋战国，下至宋朝建立之前，总共1362年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示了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曾经出现的诸多王朝兴衰交替的沧桑历史，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历史发展的规律。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c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c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c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通俗地说，此书就是用一千多年来历代君主们使用国家这个工具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宋朝的皇帝们对国家这台精密复杂的机器应该怎样进行正确操作。这就是一部生动的“国家使用说明书”。

    可以说，自从有了这样一部“国家说明书”，《通鉴》高悬，后世的皇帝们治理起国家来，减少了许多误操作，从而比较得心应手了。中国封建王朝自宋朝后出现的基本都是统治稳固，历时较长，疆域广阔的王朝。无怪乎，司马光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孔子c孟子并称为“三圣”（连朱熹都没排上号），又与司马迁并称为“史学两司马”。其实，这时的皇帝们已经是“《通鉴》在手，天下我有”了。至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老黄历是大可以不翻的了。孔孟的理论再美，哪里抵得上千年以来历代皇帝的“实践出真知”呢？

    书名的由来，就是那位大神一样的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御笔一挥，钦赐“资治通鉴”的。这个书名可以说正合司马光之心。因为司马光的出发点是“为君亲政，贤明之道”。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c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c成败c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c帝纪c历法c天象c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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