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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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对犯有严重错误，但经批评愿意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的分子，必须给以严格制裁。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是以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而载入史册的。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52人。

    máo zé dōng在杭州休假，没有出席全会。

    1954年2月6日清晨。高岗起床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去卫生间，而是走到窗前，撩起窗帘的一角，向窗外隆冬的院落望，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看什么。出现在他视线之内的是院子里几棵高大古槐的光秃的枝条在空中摇曳，一股股寒风，在院子里打着旋儿，扬起一阵阵灰白的尘土。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今天要开幕了。这件事在高岗心中已经压倒了一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高岗是知道的，但他找不准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的位置，也说不清自己是走向短兵相接的战场还是走上接受审判的法庭，心里有点没着没落。回想去年夏天的财经会议，可真是今非昔比了。那时候，他前后左右总有一帮人，他能够呼风唤雨；那时候，他是怎样地成竹在胸、踌躇满志啊！现在呢？高岗颇有点“众芳摇落”的感慨。不过，一直到昨天晚上，高岗还没有得到máo zé dōng回到北京、出席四中全会的消息。毛主席同四中全会保持的这个“距离”，是好事还是坏事？实在难说得很。也许还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高岗心中一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直到他坐在会场中，听到主持人宣布由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máo zé dōng同志的委托作《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的时候，他才有些清醒过来。

    然而，恰恰是刘少奇这个名字，又使高岗的思想开了叉。从延安的时候起，高岗就同刘少奇有过多次接触，关系虽然说不上很好，也谈不上坏。现在怎么样？也是今非昔比了。也许他去年夏天干得太猛了？太莽撞了？太缺少韬略？没有考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是干了个“一锤子买卖”？

    刘少奇拿着讲话稿开始作报告的时候，饶漱石的心情也许比高岗更复杂、更难堪。他同刘少奇的关系比高岗同刘少奇的关系要特殊得多。尤其是那年刘少奇从南方北上延安，正是委托他而不是陈毅代理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的政治生涯，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呈上升趋势。后来呢，刘少奇待饶漱石也不薄。再后来，偏偏遇上了高岗，饶漱石一时“聪明”，以为又攀上一个“高枝”，一直发展到去年夏天迈出了公开反对刘少奇的一步。人们说，凡是大麻子，十个有九个脾气暴躁，没准儿真是这么回事。跟着高岗这个大麻子，可真是“聪明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了。但是，一般说来，饶漱石的xìng情不像高岗那样暴烈，饶漱石有一种隐忍的功夫。现在是应该收敛一下，走着瞧了。高岗这一次也未必一败涂地。即使高岗失败了，只要饶漱石加上一百个、一千个小心，不在他和刘少奇之间增加任何新的芥蒂，凭着从前那层“老关系”、那层“旧情”，事情也许会有点转机、有点希望……唉！

    当刘少奇报告关于这次全会的第一、第二项议程时，高岗一直处在“七上八下”的精神状态之中，都没有听清，或者没听进去；当讲到此次全会的第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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