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中国方面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从而导致了影响战争全局的失败。中国方面的失误，就其最主要的而言，有以下五点：

    其，长期没有任命具有威望的统帅，因而赴朝诸军形成了“有将无帅”的局面。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当时，各方面都寄望于前台湾巡抚刘铭传，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李鸿章也希望他能够出来，并担任会办北洋督办朝鲜事务一职。早管劝驾者甚多，但刘铭传始终不肯出山。他之所以不肯出山，身体有病固是一个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是“知和议在即”，故以病作为推托的借口。另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是刘铭传认为朝廷并不真正重视他，所以采取“不降明诏”的方式。据说，他曾对人言：“吾任封疆，即退处，固大臣也。令廷寄等之列将，岂朝廷所以待大臣之义哉?”注7其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这也说明了朝廷起用刘铭传的态度并不是很坚决的。如果当时光绪明发谕旨，明示必战，晓以大义，刘铭传是会亲赴前敌的。由于“有将无帅”，入朝诸将缺乏统一的领导，各怀意见，未能团结相处。据随盛军入朝的盛星怀报告：“丰(升阿)带旗不甚精练，且有骚扰。卫总统(汝贵)军令不严，且待下苛刻，诸将领、勇丁均生异志，其病非在一日，宪台谅早洞悉。左(宝贵)、马(玉昆)力顾大局，惜其器局褊浅，不能融洽。”注8特别是在战守问题上意见亦颇不一致。“黄州这次告急，马、左yù前进，总统力阻，恐得首功。”因此提出：“看此情形，非有督办不可。”注9直到八月下旬，朝廷始委派不孚众望的叶志超为诸军总统，不仅为时已晚，而且任命极为不当。日人评论说：“使败将叶志超任诸军总指挥官，但叶之威望坠地，不能统一诸将，有总指挥官之名而无其实。”注10在这种情况下，平壤之战的结局也就不难料定了。

    其二，对平壤之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就战略方面而论，当时清军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从平壤撤退，专保鸭绿江一线；一是加强入朝的兵力，力争必胜。叶志超是主张前一方案的。他退至平壤后，即曾劝说诸将“各整队伍，暂退瑷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注11有人亦肯定此方案，如称：“是时清国宜企划撤退平壤之后，与其后方诸队并合，以优势兵力与日军会战。”注12其实，前一方案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此时日本已经组成第一军，而且其本部及所属第三师团皆于九月中旬到达汉城，随即由此北上，日军的兵力正在加强，拖延时间非为得计。对清军来说，当时最好的方案是，趁日军在朝兵力薄弱之机，迅速增派大军入朝，并以敢战之将统之，力争主动，与敌决战。如依克唐阿一军留防沈阳而下令入朝，能战之聂士成却派回国内募兵，未能抓紧时间从海路运兵至大同江登岸等等，都不能不是指挥上的错误。退一步说，即便暂不与敌决战，而有此众多的兵力，则可分驻数地，既可守险，又可互为策应。若能如此，则日军进攻平壤的困难将会增加数倍，平壤之战的结局也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其三，消极防御思想使清军深受其害。日军主将野津道贯，对清军的意图颇为了解：必然是“全军一意困守平壤”，“盖彼极短于野战。窥其所长，唯有守城之法耳。”注13四大军入朝以后，本来有两次进攻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八月上旬清军抵平壤之时。这是进兵汉城的一个大好时机。已如前述。第二次，是在九月上旬日军分兵进犯平壤之时。此时，各军虽“均挑八成队”注14前往中和、黄州一带截击，但又随即撤回平壤。本来，清军挑队南下即很勉强，各将统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左宝贵认为：“敌人宣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注15马玉昆与左同见。而卫汝贵则认为：“此时东支西吾，万不敢孟浪进兵。”叶志超“审敌量力，亦颇为然”。注16只是在严旨的督促下，才不得不派兵截击北犯之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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