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分发，戴先生并未考虑我想去杭州的志愿，戴先生已决定派我到北平去建立工作。提到北平，是我的第二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比杭州更亲切，心里当然很乐意。同行的，也就是一齐派遣的，还有我们在一起受训的杨英和戚南谱二人。虽然指定由我负责，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的编制，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就是三人行中的“组长”。

    记得很清楚，任何书面的东西都没有，派什么工作，负什么使命，单凭戴先生的一句话而定。他如果另外写一张条子的话，也只是jiāo给管理人事的部门作为登记之用，当事者也未必看得见那张条子上写的是什么。我就是这样“无凭无据”地参加了“特务工作”。

    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有一次我终于开口问过戴先生，我说：“我已经加入了'革命军人同志会'，戴先生你早已知道了吧？”戴先生正面回答说：“是黄剑秋兄提名介绍的，他已经告诉过我了。”我这才明了原来是剑秋兄介绍的，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我提到过这件事。

    我又问戴先生：“我们的工作，与'军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一件事？还是两回事？”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说什么，再过了一会儿，才说了“将来你总会了解的”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在当时我心里非常不痛快，我认为有问有答，他应该向我解释明白才合乎情理。到后来才谅解到，因为其中有“力行社”这一层关系，而我仅是“力行社”之下的一名“会员”，在组织上应对我保密，所以他无法和我说明。

    出发之前，戴先生又为我个人举行了一次饯别聚会，主要的还在介绍几位主管内勤的同志认识，在座的有徐为彬、林桓、张衮甫诸兄。宴罢，戴先生赠送一枝勃郎宁手qiāng给我。那枝qiāng又短又粗，大口径，识别不出是什么厂牌，有的说是意大利制造。他把手qiāng拿给我的时候，又强调一句说，这是私人赠与作为纪念的，希望能长远保存。谁料得到这枝qiāng真个是“一鸣惊人”、“不同凡响”，在初试啼声中，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查考年代和确切时间，受训完毕、派遣出发，应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至十二月间。

    写到这里，无妨重复前文谈一谈有关“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过去，一般传说很多，不但外界弄不明白，就连一些参与组织的人，也未必分辨得清清楚楚，以下先作一个概括xìng的解释，详细的内情，后文再作实况的反映。

    二十一年（1932）三月“力行社”成立于南京。同年四月一日组成由戴笠主持之“特务处”。有一段时间也称为“第六处”，其后，在文书数据就看不到“第六处”这个名称了。

    二十一年（1932）三月，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同年九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此一机构，并不公开，所以外间很少知道，戴笠被任为该局“第二处”处长。

    表面上看，“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和“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虽隶属不同，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比如说，两处只有一个办公场所，“特务处”之下的“情报科”也就是“第二处”之下的“情报科”等。

    由二十一年（1932）起始至戴雨农先生于三十五年（1946）逝世，乃至戴先生去世若干年后，由他领导、创始的“特务工作”，无可讳言的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系统”。此一系统，在中国政坛上曾经超越了工作本位，而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政治作用。这要写成专辑才能jiāo代透彻，此处略为一提，将来再详为论列。

    再往下说：二十一年（1932）九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前期的非建制单位，究竟谁是该局的局长，迄今数十年，从来都没有人提到过，当然也有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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