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做。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应当尽可能早地会见吴庭艳，与他就我们八月三十一日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的议题进行讨论。

    但是，当九月六日我们再次碰面时，令人费解的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尚未会见吴庭艳。正是在此时，博比肯尼迪开始积极地介入此事了，自从八月二十四日的电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后，他就开始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越南问题了。他刨根问底地大声问道，如果我们已经做出定论，即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将丧失战争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他的意思是，我们应以撤离进行要挟。

    这引起了迪安腊斯克的警觉，他回答说，如果越共占领了南越，那我们将陷入 “真正的麻烦”，其言下之意是，以撤离进行要挟将是“引火烧身”。马克斯威尔泰勒支持他的观点，他提醒我们，仅仅三个星期之前，我们仍然认为，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将能赢得战争，并且，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与我们持有相同的看法。然后，迪安腊斯克又继续将我们目前的位置与吴庭艳对话描述成第一阶段。他指出，我们一旦撤离，那将不会再有第二阶段了。“在撤离之前，”他说，“我们可以进行策划政变的考虑”仿佛我们仍未进入发动一次政变的过程！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这些辩论中，我们仍然没有对支持和反对撤退的理由进行认真的分析。

    在这一关键的时刻，约翰F肯尼迪总统有了更深刻的见解，这表现在九月九日他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的谈话中。“总统先生，”戴维布林克利问道，“所谓的‘多米诺理论’认为，如果南越陷落了，东南亚的其它国家也会紧随其后的。您对此表示怀疑吗？”或许是想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警告，总统答道，“不，我相信这一理论……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不仅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共产党人之手中。所以，我相信这一理论。”

    九月十日，我们的审议重新开始。博比肯尼迪说，我们应该对与吴庭艳和吴庭儒有关的特别行动进行讨论了。我在回答时指出，我们似乎还缺乏可行的方法：“我们已在试图推翻吴庭艳，但是，却没有找到可以替代其的合适人选。因此，一方面，我们已无可能与吴庭艳继续保持合作，而另一方面，在确定合适替代人选上，我们也未取得新的进展。我们应当重新返回到三个星期以前所做的事情中去。”

    W埃夫里尔哈里曼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作为一位我敬佩万分的人物，就像纳尔逊洛克菲勒和道格拉斯狄龙一样，W埃夫里尔哈里曼是属于那类出身于富豪之家，但却又热衷于为公众服务的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了驻苏联大使；杜鲁门执政之时，他就任了总统特别助理一职；并且，在五十年代中期，他还担任过纽约州长的职务。然而，在后来纽约州长选举失败后，他仍然极为渴望返回华盛顿，以辅佐年轻的新总统。尽管，他已有六十九岁的高龄，但仍接受了巡回大使这一并不显眼的职位，而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大都非常年轻，与他的儿女们年龄相仿。W埃夫里尔哈里曼精力充沛，善出主意，这使他很快取得了总统的信任，先后被任命为美国出席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团长，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及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W埃夫里尔哈里曼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吴庭艳撤换的问题，他与我进行了坦率的辩论。他认为，吴庭艳已经创造了这样一种局势，以致于在他的控制下，我们无法在越南实现任何我们的目标。马克斯威尔泰勒和约翰A麦科恩则站在我的一边。会议在毫无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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