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建立一个足以镇压bào dòng的强大政府的可能xìng几乎没有。

    他提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政策：一、继续奉行目前的行动方针；二、接管战争；三、对北越进行空袭；四、寻求政治解决。他对四种政策都做了分析。他认为我们的现行政策致使南越在政治和军事上日益虚弱。直接参战将使美国人的生命在丛林和水稻田中遭受重大损失。轰zhà北越既不能摧毁其意志，又不能重挫其支援南部越共的能力（他还说空袭无助于加强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但他第二年初改变了这项判断）。

    乔治鲍尔对“我们可以在空袭的同时控制风险”的论调特别提出了质疑。他尖锐地写道：“一旦骑上虎背，下来就难了。”

    只剩下第四种选择了。鉴于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xìng”，乔治鲍尔指出“我们应该立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他在这两点上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备忘录没有使我们循着政治解决途径走下去。他认为谈判条件应包括： 一、北越保证停止在南部再搞bào dòng；二、一旦河内停止直接支援南部越共，即在西贡成立一个有能力扫清bào dòng残余分子的独立政府；三、在以后需要援助的情况下，西贡政府仍然有权要求美国和其它友邦提供援助；四、保证西贡政府的独立xìng继续不受其它签约国的破坏。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非常赞同这些目标。但我们都认为，在没有有效手段保证的情况下，主张政治解决就等于在主张无条件撤退。我们根据其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潜在影响来考虑这种可能xìng。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河内支持的巴特寮继续在老挝向前推进，苏加诺使印度尼西亚向共产党阵营靠得更近，马来西亚面临着受中国支持的bào dòng者的巨大压力，中国bàozhà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在继续宣扬暴力革命，克里姆林宫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及其接班人在继续针对西方发表好战声明。考虑到这些威胁，我们认为无条件撤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乔治鲍尔同意这个结论。正是这个内在矛盾使他的备忘录出现了缺陷。他正确地指明了我们面临的问题；他正确地考察了我们考虑采取的行动本身具有的风险；他正确地呼吁我们更加重视谈判；他还正确地列出了谈判的目标。但是，他建议的措施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却不得而知。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于十一月七日（星期六）与乔治鲍尔讨论了备忘录。我没有找到当时讨论的笔录，但我相信我们把观点表述清楚了。乔治鲍尔承认他“尚不成熟的文稿”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他说他意在抛砖引玉，“提出一些能够导致其它解决方案的研究思路”。

    我们没有拓宽研究思路，犯了严重错误。我认为我们四个人都有错，都有责任。乔治鲍尔的备忘录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最高层全面展开讨论的建议。他得到了我们的尊重但他本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尊重。我们当时应该立即和总统讨论备忘录，但是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乔治鲍尔通过总统的助手比尔莫耶斯把备忘录转给总统时，总统才注意到它。我们本应把备忘录还给乔治鲍尔，让他尽快呈jiāo给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进行评估和分析。我们没有反省我们的推论，即他尚未找到实现目标的办法。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初，乔治鲍尔的想法有了改变，趋同于我的立场：向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后再展开谈判。

    看到迪安腊斯克和我为越南问题费力劳神，麦乔治邦迪讲了一些令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话。他说，国务卿在寻求利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作为国防部长的我却在谋求谈判。这些讽刺言论充分反映出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多么令人烦恼。

    十月份，阮庆的权威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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