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玄都是门阀士族，而杨期却是次等士族。杨期由北南来，居襄阳边地，以武力自固，似刘牢之。杨期出北土华胄，以晚渡不得预于东晋门阀政治行列，又似卢循。殷、桓由于处在不被中枢信任的地位，所以暂时与杨期结成联盟，借重杨期的兵力，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这与王恭、刘牢之之间暂时结盟的关系大体一样。杨期与殷、桓之间，毕竟存在具有时代意义的矛盾。杨期受门阀士族排斥，慷慨切齿，yù因事际以逞其志，逐步发展为一支独立于门阀政治的势力。这种情况，与下游的刘牢之、刘裕一样，与孙泰、孙恩也很相似。不同的是，上游的斗争没有宗教势力介入，杨期以外还没有其它的次等士族势力的代表存在，情况比较简单。下游毕竟是全国重心所在，矛盾更为复杂，其变化又制约着上游局势。上游次等士族代表杨期的势力虽然被门阀士族桓玄并吞，但是桓玄终于又被下游次等士族代表刘裕消灭。历史趋势如此，胜利者终究是次等士族。上游的变化，不过是全局变化的一个回流，一个片段，一个侧面。

    回顾晋末历史，事端迭起，矛盾jiāo织。各种矛盾在局势的演化中都起了自己应起的作用。我在这里企图说明的问题只是：各种矛盾的发展都受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制约，都在促进次等士族夺取门阀士族的统治权力，从而完成孝武帝开始的重振皇权的过程。“晋祚尽昌明”，而继立的宋祚却执行着司马昌明的遗嘱；其中被扬弃的，是以“王与马共天下”为开端的门阀政治。这是一个历史的辩证过程。

    门阀士族让出了统治权力。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在社会上，文化上，他们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和影响。次等士族胜利了，用军事力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还要把门阀士族供奉在庙堂之上，以为自己张目。刘毅聚结门阀士族与刘裕对抗，门阀士族谢混党附刘毅，均被刘裕处死。这就是说，政治军事权力全入次等士族刘裕之手。但据《晋书》卷七九，刘裕受禅，以不得谢混奉玺绂为憾。刘裕本人也渐染士族习俗，以风雅为高。《艺文类聚》卷一四沈约《〔梁〕武帝集序》说：刘裕虽阙章句之学，却是“好清谈于暮年”。《南史》卷三三《郑鲜之传》：刘裕为宰相后“颇慕风流，时或谈论。”这就是说，次等士族刘裕总揽了政治军事权力之后，还必须附庸风雅，周旋于按照传统本是被门阀士族长期垄断的文化领域之中。尽管如此，次等士族的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中枢和藩镇总是控制在皇室之手，门阀士族人物虽然还可能兴风浪于一时，形成政局的暂时反覆，但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是确定不移地一去不返了。

    在皇权政治之下，南朝的道教传播依然如旧，但道术活动受到控制。杜氏家族后人或仕或隐，以传杜氏道术聚众起兵的事，也不再出现了。

    东晋和南朝，历来都被认为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实际上，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不存在于南朝。东晋门阀政治以皇权政治的变态出现。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上恢复了常态。在东晋门阀政治之下，必须维持几个最强有力的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还要保留司马氏的皇位。各个强大门阀士族之间，彼此起着制约作用，所以当权士族多少有所顾忌，而东晋政权也得以维持至百年之久。南朝排斥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一次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的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易姓换代纠纷。宋齐两代，皇帝与诸王争斗频繁，几无宁日，政局如走马灯。相比之下，东晋朝廷的砍杀并不多见。这或许可以视为门阀政治曾经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的证据。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东晋将相”条谓东晋能享国百年，盖自有术。“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洪氏所见不为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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