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咦，君尚记得台北永和镇那个教习杀校长的凶案乎？我们对那凶案无所评论，对被害人和凶手的人格，也都十分崇敬。但如果研究社会问题，便不得不借这个例子。那位校长先生，真是了不起人物，他曾说过，法院有朋友，警察局有朋友，报馆有朋友，警备总部也有朋友，反正是对方所有可以伸冤的地方，他统统有朋友，然后拍胸笑曰：「你奈我何？随你的便！」如果你阁下不幸也弄到这种凄惨地步，你像猪一样活下去乎？抑奋博浪之一椎，跟他拚命乎？地头蛇既把人前走之路堵住，又把人后退之路堵住，最后更堵住旁让之路，便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矣。

    一个人的悲剧，与人格无关，有些被人像剁烂泥一样的剁死，其人格固完整也。但一个人的悲剧，往往与xìng格密不可分，无论被害人或凶手，都是如此。张飞先生应该是一个典型，读者因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小说的力量大矣哉），对张飞先生颇有好感，不过，幸好我们没有和他同生在一个时代，否则恐怕有罪受的。陈寿先生对他的评语为「暴而无恩」，一个人「暴」，已够人发指，再对人无恩，那成了啥东西？岂不是一个凶恶愚昧的土匪头？其最后终于被刺，够人警惕。

    所有的凶杀案，恐怕都跟被害人「暴而无恩」有关，尤其主要的是：「暴」尚可谅，「无恩」则不可忍。范睢先生当了秦国宰相，终于饶了他的老仇人贾须先生不死，乃在那一袍之赠耳。如果贾须先生在长安市上看见范睢先生衣不蔽体，自觉伟大起来，训上几句，或索xìng鼻中嗤之，扬长而去，或到处说范睢先生思想品格有问题，决不可用，恐怕他的老命早完了蛋。

    分析的结果，似乎逃不出下列范围：部下杀长官（或老长官），仆人杀主人，地位低的杀地位高的，没钱的杀有钱的，没办法的杀有办法的，一言以蔽之曰：「光脚的杀有鞋穿的。」有鞋穿并不就是罪恶，但有鞋穿的人如果去故意猛踩那些光脚的朋友，仅在道德上讲，做人便不够厚道。报纸上一遇到某人被杀，千篇一律的都说他很好──他生前这也好焉，那也好焉，好的程度，连孔丘先生在文庙里都坐不住。实际上果如此乎？我们的社会风气是只论市场价格，而不论是非的，一个人出了纰漏，同样千篇一律的说他王八蛋。前年某站的副站长诱jiān了一个村女，铁路局某官崽立刻说他有神经病──这一类的事多矣，只可自娱，不足服人也。

    问题是，被害人却往往罪恶滔天，记者先生们去现场采访时，听到的并不是叹惜之词，甚至邻居亲友们还有些人在那里「大快人心」哩，把记者老爷窘得无法下笔。他总不能据实的把被害人说得一钱不值，那岂不是鼓励动刀动qiāng动手榴弹乎？

    有学问的人总是责备光脚的人为啥不法律解决？柏杨先生也是主张法律解决的。可是，我们的法律能替光脚的伸冤乎？有鞋穿的人一鞋遮天，到处都有「朋友」，把穷苦之人逼得只有同上西天的一条路可走，被害人和整个社会，恐怕都不能辞其责。

    官xìng兴旺

    很多凶杀案，往往有其「不可忍」，和连旁让一步都被堵住的隐情。不过凶杀案发生之后，凶手或就逮，或自杀，舆论一致指摘，就把被害人说得可进圣人庙吃冷猪ròu，把凶手说得天生坏胚。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遂被表面上的泛道德观念所埋葬。真相既不能明，徒勃然大怒曰：「此风不可长。」徒对凶手百般唾骂，判以严刑。那能止住「再来一个」乎哉？如果仅靠这一套便可以止住凶杀，世界上的社会学家都要跳井矣。

    柏杨先生并不反对治乱世用重典，当然更不主张把凶手一律释放，然后再发给他一纸「杀得好」的奖状。他触犯了法律，自应接受适当制裁，或杀之，或囚之，悉凭处理，我们一概不问。我们问的是，如何希望不再有凶杀，则有赖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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