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啦。于是，告辞出来之后，遇到朋友，即吹曰：「适自大亨家来，大亨厚我厚我。」且虚言状，（──比如说大亨「骂」了他一顿之类！）又于是，该大亨稍稍告人曰：「某也贤，某也贤。」某也就真贤了起来。呜呼，男主角之如此不要脸，非他天生的无廉耻。而是他想上进，想在人生途中有发展，便非仰赖大亨的?扬不可，形势固如此也。

    宗臣先生是明王朝人，那时的大亨，指的是财势双绝的家伙，若官崽圣崽是也。呜呼，中华民国小民比明王朝小民有福气得多啦，彼时只「权者」一途，现在则除了可照样走权者的路之外，又多了一条路，那就是洋大人之路焉。无论你干的是啥，或干的是自然科学的焉，或干的是种庄稼的焉，或干的是唱歌跳舞的焉，只要洋大人心血来潮，张金口，吐玉音，立刻就身价十倍。这例子举起来可以举三万箩筐。某作曲家，作了一辈子曲没人理，一经洋人品题，马上成了奇葩，现在已去法国，如果不是洋大人，他非老死沟壑不可矣。某画家，画了一辈子画，不过小小有点名气，可是洋人一看，不错呀，「某也贤，某也贤」，就从此成为中国最大最大的大师，无人能敌矣。当官的更需要洋大人的「厚我」，清王朝末年，干这一行的，曰「办洋务」，洋大人如果不喜欢其人，还办啥洋务乎？现在则处处都是洋务，只要洋大人一句话，其效便立竿见影。萧长贵，州官，翻译，便是典型的时代人品，一个官能干得「连洋人都说好」，自然非大升特升不可，如果干得「连洋人都摇头」，那就糟了天下之大糕。当然也闹了不少趣闻，记得若干年前，有一位某公司的小职员，因手里执有爱因斯坦先生的几封信而身价百倍，连教育部都慌了手脚，全国报纸也好像他一个人开的，天天登他的消息，结果披红挂绿去了美国。而今，他阁下安在哉？盖他除了洋大人「某也贤」外，啥都没有；归又归不得，留又留不下（数理科那玩艺，不像文法科可以瞎混），其出路不问可知矣，这不是害了一个人乎。

    有一件事我敢打赌一块钱，不要看柏杨先生活到如此这把年纪，一月工钱只有可怜的九百元，天天饿得发昏。一旦有位洋大人拍官崽之肩而言曰：「你们贵国迷死脱柏杨，真是大作家，其才上冲云霄。比较起来，沙士比亚、汉明威给他提鞋都不配，真你们的国宝也。」不信试试看，包管既颁我奖状，又请我当委员，七八个大专学堂都聘我当教习，然后「美国国务院之邀」也会跟着出笼，我就阔起来啦，连讲话都开始夹起英文字来啦。

    问题是，文字不比图画，洋大人不借翻译，无法了解，想磕头如捣蒜都不行，此爬格纸动物之所以悲哀也。

    司徒雷登

    阅报，司徒雷登先生逝世，虽然小小刊出，却是大大新闻。四○年代时，他的名字在报上简直是层出不穷，一言一动，都有记者作详细报导，那时如果死啦，当比今天热闹得多矣，盖报纸乃天生的势利眼，你越有办法，他越登你的新闻。若我们这些小民，除非谋财害命，或被分尸，上报的机会少得很也，故当初司徒雷登先生的份量可知。「台风命名」之后，忽遇司徒先生之死，真是天造地设，应附骥尾。盖司徒先生是一个中国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初他老人家翻手成云，覆手成雨，功过如何，自有公论，我们不必瞎chā嘴，但有一点却是非常重要的。柏杨先生以为，最坏事的，莫过于他会中国话，若他根本不会中国话，似乎对中国可能另有观感。

    柏杨先生和洋大人jiāo朋友，最喜jiāo那些不识中国字也不会中国话的，他既不会中国之话，我也不会洋大人之话，二人相对若木瓜，固不能互叙衷曲，但他绝不敢瞧不起我。我道貌岸然，正襟危坐，俨然君子，他知道我肚子里有啥玩艺？说不定他会对我佩服得紧。如果他会中国之话，那就非砸锅不可，盖相jiāo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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