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贤正法之命，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廷箫虑不免，元旦仰yào死。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并自挽曰：“巨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毓贤有母八十余，留太原，一妾随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至什字观，呼毓贤出，武员举刀斫之伤颈未殊，毓贤连呼求速死，其仆怜之，赐断其项，收葬焉。

    死状也惨，发人一叹，但对照上节太原杀传教士冷酷无情之状，可谓一还一报，上苍有眼。赵、毓二人，妻妾皆殉，赵妻自尽，毓妾逼殉，毓贤残无人xìng，可见死不足惜。

    在受惩诸大臣中，赵舒翘上贼船源于投机软弱。倘在涿州视察后实话实说，不附端、刚之翼，或可贷一命。处死赵舒翘后，慈禧亦有怜悔之意。载勋、英年与赵舒翘同一个月份（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同一方式（赐自尽）死。

    有两个最该杀头而逃脱死罪的，是端郡王载漪与甘军首领董福祥。载漪与其弟载澜，永戍新疆，后走蒙古，实为慈禧太后私纵。董福祥兵权在握，西安又是他的势力范围，故仅夺其官，命归甘肃，做起了塞上富翁。

    慈禧太后，也是受了历史惩罚的。生活的苦难，西狩途中已备尝之。出京三日，仅食三枚鸡子，由此见乎一斑。最可惜，她藏在宫中的连城之珍丢了，她身边的肱股大臣散了，她灭洋的美梦破了，她扶植的“大阿哥”垮了。倒行逆施，百事不顺，一贯自以为是、令行禁止的皇太后，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也开始服软认命了。一次，与吴永闲聊义和团入京后猖獗情形，竟也自认为是“纸老虎”。尤其出人意料的是，经过了戊戌政变，庚子拳变，慈禧重又确认了变法图强、新政治国的中枢路线。吃一堑，长一智，晚年慈禧，较其前半生，已稍稍进步也！

    “罪”与“罚”的话题，从封疆大吏追到中枢大臣，又追到最高决策者，似乎理清了线索、分清了责任，再也无话可说了。不妨听听慈禧太后的检讨：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这一段话，说来漫不经意，因而没有引起史家注意。其实，这是对庚子之变（拳民之乱、联军之祸）的最真实总结。冲着这份自我认识或自我检讨，慈禧太后就不再是一个讨嫌的老夫人，起码在她前一百年、后一百年中国所有的领袖级政治家又有几人有这一份诚实与明白？

    慈禧的自我批评里，也隐藏着一个秘密，即便是违背了国际公法的行为，在中国最高当局那儿也是有所控制的。这在庚子之乱时外国人的记述里早有披露围攻各国大使馆是个象征xìng警诫，荣禄曾派人给大使馆送米面，送蔬菜，送新鲜水果及西瓜；经慈禧太后严令，不准用武卫军的新式大pàopào轰大使馆。 如果用了这种大pào，只要二、三门，轰上小半日，使馆区即被夷为平地。慈禧的动摇，荣禄的周旋，保住了各国公使们的xìng命，这也为日后的和谈与收场，埋一伏笔。

    留给后人的是这么一个话题：“个人错误”是如何酝酿成“国家错误”的。清楚了这一点，自然对“个人惩罚”升级为“国家惩罚”不再意外。

    重回庚子年的春天，有一种“精神对接”的现象，后人最应予以正视。此即“匪精神”与“官精神”的对接，“无政府主义精神”与“政府权力”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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