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还是按能力，甚至是按到山寨的先后？这一点无从体现，而曾为八百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座次竟然在武艺平常的杜迁、宋万二人之下，这也埋下了后来“火并王lún”的伏笔；二是过于僵化，按照这种排名制，资历决定一切，排了座次以后，就不能随便调整，来得晚的，本事再高、功劳再大，也只能屈居人下。

    很明显，这种排名制只是守成之制，而非创业之制，根本不适合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王lún在企业草创时期，就采用这种排名制，显然是一种无所作为、只求保持现状的做法。但是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不进则退，你不吃别人，别人就要吃你。

    后来晁盖入主梁山泊，也采用了这种排名制，证明晃盖与王lún的差距不大，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所以，后来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废除“排名制”，废除全部旧的“年功序列”，全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重新竞争上岗。

    分工和盈利模式

    在这个草创阶段的管理团队中，还有一些粗略的分工。朱贵在山脚下开酒店，这个酒店既是山寨的耳目，也是山寨的鹰爪。他的部门算是梁山泊的“情报部”、“外联部”。至于杜迁、宋万两位，就连王lún也认为他们“武艺也只平常”，这两位在当时的梁山泊上多半属于打家劫舍的先锋。他们两人形成梁山的“市场部”——“打劫部”。碰上一些比较大的商队，或者说遇上一些“大单”，朱贵一个人对付不了，就要他们两位出马了。

    朱贵在山下开的酒店，对于梁山泊而言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朱贵在酒店中打探江湖中的各种动态、消息，研究整个国内市场的宏观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朱贵在山下打听、侦察往来客商的情报，研究梁山企业的具体业务的“潜在顾客”。“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和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yào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人的精ròu片做成腊ròu，肥ròu拿来煎油点灯。通过朱贵的酒店，对往来客商实施抢劫，是当时梁山泊的主要经济来源。

    王lún、杜迁、宋万、朱贵四人时代的梁山泊，据柴进介绍，“有七八百个小喽罗”，而据阮小二的估计，则是“聚集了五七百号人”，整体数字相差不大。山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月耗食量。我们来简单计算一下，将每人每天的花销折算成粮食计算，则平均每人每天耗粮三斤，月耗食量为700×3×30=63000斤。这一指标是衡量一个山寨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它意味着：如果山寨平均每月获得的粮食数量少于这个数，山寨就面临饥荒、内乱、崩溃的危险。

    不过，王lún时代梁山泊的规模并不大，和后来宋江时代的几万人马相比，显然不值一提，但是，由于梁山泊的优越地势，山林湖泊相得益彰，易守难攻，占尽地利，因此，尽管其主营业务较为单一，仅仅是“打家劫舍，抢掳往来客人”，但由于摊子不大，也就700来号人，因此，仍然可以像阮小五所说的“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ròu，如何不快活！”

    第二章　　火并王lún——血腥的恶意并购

    策划发动梁山第一次大规模格局重组的，是智取生辰纲的八人团队。这个团队的最初发起者是晁盖、吴用、刘唐三人。刘唐提供的是信息——有这样一笔生辰纲要送到东京。吴用提供的是谋略和组织安排，而晁盖，凭着他在江湖地位的地位、敢作敢当，成为这次行动的首领。

    “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吴用去梁山泊边的石碣村，说服了“三阮”——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加入行动。而公孙胜则来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杨志为梁中书押送十万生辰纲的路线——黄泥冈路线。得到这一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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