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念之后，看来李先念尊重邓小平党内的资历，让邓小平先走，双方谦让了一会，邓小平很严肃地对李先念说：“按原则，你应先走。”李先念很尴尬地只好先离开。这件事更加深了我对邓小平一丝不苟的印象。

    汇报一开始，我就发现邓小平对我的话题很有兴趣，他不但专注地听，中间还不断地提问。王瑞林约定的二十分钟过去了，我看见王瑞林在门口转了两趟，见邓小平和我谈兴正侬，就走开了。

    我首先告诉邓小平，江苏省的情况有别于许多省。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党政，宣布“全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然而，江苏省在七六年前的那几年，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均在二位数，农业成长也在百分之五、六左右。我根据现实，在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江苏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要有一个新的跃进。结果招致省委持反对意见的几个老人批评：“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搞治理整顿还要盲目冒进”。但我们坚持高速发展的方针，到一九七九年，江苏省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上海、辽宁，跃居全国第一位。其后也一直保持这种发展势头，调拨给国家的粮、油、猪ròu等连续几年高居第一、二位，成为支援全国的重点省。

    听到这里，邓小平问：“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呢？”

    我分析说，这恐怕同“文化大革命”中军管期间许世友当时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做了两件好事有关。一是把江苏省造反派两个主要派别的坏头头压下去了，使江苏省比起其他地方乱的时间比较短，范围比较小，程度也较轻；二是较早“解放”了大批地方干部，从省、市到县、公社，掌握生产的，大多是原来有经验的干部，不像有些地方出现军人“瞎指挥”的现象，基本上没有走很大弯路。

    我并说：“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时，确实认真地分析以前犯的错误，‘解放’后，根据这些认识，主观上尽量避免重犯，同样有这样经历的地方干部不在少数，我看也是一个原因。”

    邓小平频频点头。

    接着，我大胆说明了江苏省近年来在发展经济方面，一些有所创新的尝试，我说“我们走的是与全国不同的路子。”

    我说：在农业方面，江苏省的“农业学大寨”，实际上有点“走样”。就是说，我们主要学大寨“改天换地”的精神，我们一方面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土壤改良，提倡科学种田，尤其是使苏北、苏中地区过去“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六、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做到了旱涝保收，从根本上改善了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外出逃荒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搞全国风行一时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活动，没有没收农民的“自留地”，没有取缔农村集市贸易市场，没有去“杀小刘少奇”这是当时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活动的代名词强迫农民把自养的猪、禽等宰杀，不允许再养殖。这在当时算是相当“出格”的做法。

    在农村，我们发展了社、队企业（即现在所说的“乡镇企业”），农村兴起许多新的小城镇，广大农村从小农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讲到这点时，我担心邓小平批评，就先来了个自我检讨，说我们说“钻了国家政策的孔子”。因为社、队企业属集体所有制，自产自销，自己解决原料、燃料，利润百分之五十一作为税金上缴国家，其余自己处理，自定投资项目，冲击了国家计划经济。

    邓小平没有chā话，依然饶有兴致地听着，我就具体介绍了无锡县等社、队工业和企业大发展并反过来促进农业生产的情况，“以工促副”、“以工补农”的做法，以及农民“亦农亦工”、“亦农亦商”，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认为是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一条出路，是创造小农自给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同时，我也汇报了某些尖锐的，甚至将此指责为“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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