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招待我去他在中南海的家里吃饭。胡启立有事找万里商量，碰在一起。万里喝了两杯茅台酒，谈到我去香港，说：“港澳工作‘一左二窄’毛病不除，局面难以打开。”胡启立点头称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也邀我去他家谈谈，话题一样，批评港澳工作‘一左二窄’。他具体谈到对过去廖承志“垄断”港澳情况的不满，同时批评香港新华分社前任社长王匡等太“左”，特别提到：“何铭思粗暴，在政协小组会上，不让党外港澳知名人士发言，随便批评人家。王匡让这样水平的人当新华分社的统战部长，还推荐他当全国政协委员，真不像话！”我当时还不知何铭思为何许人。习仲勋又说：“尚昆同志要我对你讲，这样的人，不要让他当统战部长了。”

    杨尚昆（当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我以前在会议上见过面，我认识他，他是否认识我，就难说了。他着人通知我，要来看我。杨尚昆是党内老前辈，军委负责人。我去香港工作，他可能有任务要jiāo代，我应当去请示，接受任务。我表示他来看我，不敢当，要求去看他。结果，他仍然来到我住的房间看我。至此我们才有直接的jiāo往。

    见面中，杨尚昆也批评了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问题，要我到香港后注意改正，否则香港工作打不开局面。

    杨尚昆和蔼可亲，不摆架子；讲话直率，坦诚，能听进不同意见；对港澳工作关心、支持。我在香港工作六年多，每次我返回北京，或他南下广州，有事无事我们都要见上一面。这样，我们在公谊的基础上建立了私jiāo，彼此相当融洽。

    后来在“六四”事件中，他同意我的“游说”，支持赵紫阳于先，但又镇压民运于后，这是共产党专政体制的悲剧，也是杨尚昆自身xìng格的悲剧。杨尚昆的一位秘书私下议论他：“原则清醒，不能坚持。”我深有同感。有关情况，将在后文详述。

    7

    上任之前，除了在北京面会有关中央领导人外，我主要作了两件事情：休假旅行与阅读有关文件、材料。养精蓄锐，准备一搏。

    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同意我去香港之前，休息一个月。

    参加共产党四十余载，终日忙碌奔波，没有想过暂停工作，休息十天半月。只有两次例外：

    一九四八年在江苏苏北地区的新安镇，我所在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与guó mín dǎng部队激战，一发迫击pào弹打过来，我身边的警卫员当场牺牲，我身上三处受伤，住院开刀，算是休息一个多月。

    第二次不言而喻，是“文革”期间作为“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倒时，“休息”的时间可谓比较长。只不过那种在“牛棚”里的“休息”，比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还要难受。一个星期七天，一、三、五“好”派批斗；二、四、六“屁”派批斗江苏省当时“造反派”主要分两派，一派夸他们夺权“好得很”，人称“好派”；另一派斥之为“好个屁”，人称“屁”派。只有星期天让我们这些“走资派”苟延残喘一下。“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好得很！”“好个屁！”

    如今我已届退休之年，眼看要退下来了，本想这次真的该长期休息了，甚至打算好要趁腿力未衰，到名山大川悠哉一番；岂知党中央又要我重新披挂上阵，而且新任务要求从头学起，真是“老来重学吹鼓手”，又要过紧张的日子了。

    因此，平生第一次向党提出：休息一个月。休息的形式是到各地走走。

    第一站是天津。市长李瑞环知道我要到香港去，在介绍天津经济、外贸发展等情况的同时，希望今后在外贸和利用外资方面得到我的帮助。我对李瑞环说：“这是我的职责。天津市有什么要求，你有什么吩咐，我尽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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