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飞看。姬鹏飞正在讨论问题，只看了一眼便放下。我奇怪为何事情已发生了一个多星期，李后现在才发觉有问题？后来还是港澳办的工作人员透露：香港有人“告状”。

    我开始意识到，我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国务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在一次和我漫谈时，带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香港码头这口饭，可不好吃呀。”

    我理解他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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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社会知道新华分社的人并不多，即使知道，大多以为它是个新闻机构，真正了解这个特殊形态组织的人很少。说是个新闻机构，但它发的新闻不多；说不是，出去的人拿出名片都说是记者、编辑；更多的人连名片也没有，既不像记者，也不像编辑。总之，在很多人心目中，新华社很神秘。

    新华分社同外界有接触，但圈子窄，领导人也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我到港后，拜会一些外国驻港机构，包括领事机构时，发觉部分人士竟然不知道新华分社还负责外jiāo职务。

    一九六七年所谓“反英抗暴”（香港左派bào dòng）后，香港有些人对新华分社，对中资机构还产生恐惧心理，本地干部形容：“一个时期，中国的国货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进去买东西，有些甚至绕道而行，避免接近。”“我们与外界接触也不敢公开身分，社会上对中资机构的人另眼看待，有鄙视心理，背后称呼为‘左仔’。”

    我问“左仔”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这是“反英抗暴”后，香港社会对“左派”机构中言行“极左”的人的贬称。他们还反映：社会上对新华分社有几种形容，一种称谓“城隍庙”。城隍是yīn间小鬼的头子，城隍庙既神秘又yīn暗，显然是个贬词。

    坊间还有一种说法是新华分社干部不接近人，很少接受社会上的宴请，主动请人吃饭就更少。有人形容新华分社的人，是“属虎的”，不请人吃饭，却专门“吃人”，反映了同新华分社有来往的人的不满。

    在分社新闻机构和中资机构内工作的干部，也有不满情绪。他们反映，分社领导限制他们活动，对大陆派出干部如同对驻外使馆外jiāo人员，规定不许一个人单独上街，必须三人同行，任何事情、任何关系都要汇报；香港本地干部也要汇报自己的行动。

    这些人在社会上有家庭、亲戚、朋友，怎么可能有什么行动、有什么关系回来都要汇报？这是很难做到的，做不到，硬要做，因此机关人员很有意见。中资机构的人说，他们对分社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怕招惹是非。

    这些反映，使我感到必须改变作风，让新华分社和分社干部同社会接触，让他们了解社会，也让社会了解分社，了解中国机构的干部，只有放开干部的手脚，广泛开展社会活动，才可能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政策，向社会人士宣传，争取他们接受我们试图建立的新形象，包括干部个人以及机关的形象。要香港社会接受我们这批人，我们必须地方化。必须与地方“同俗“。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李菊生说：“这样做，会不会被资本主义融化？会不会庸俗化？周恩来总理曾提出，外派人员应该‘出污泥而不染’，应该保持纯正清洁。”

    我说：“孤芳自赏只会脱离群众，单只这么一条原则不能适应香港今天的任务，要再加一条：‘同流而不合污’，要适应这个社会，要迎合这个社会的风俗习惯，才能接近社会，进行工作。当然，对这个社会腐败的、肮脏的东西，我们不靠近，不沾污。不仅我们，共产党人排斥这些东西，我想香港社会正派人士也是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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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开香港工作局面，我知道必须解放思想，打破以往港澳工委在工作上“一左二窄”的种种设限和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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