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委会议和全体机关干部会上宣布：今后必须遵照中央规定，在内部不允许搞党员、干部的“情报”，调查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不管什么人，违者必究。但发现某人有叛逃、叛党、叛国行为，可向领导人检举，也可越级检举。如果须进行审查立案，仍须经工委集体讨论批准。就此安定了内部。

    基层党组织问题也很多，当地的地下党员百分之七十是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的，年龄大、文化水平低、蓝领工人多、分布面不广。在“反英抗暴”斗争中，相当多的党组织暴露了，被破坏。但又不清楚究竟哪些暴露了，哪些人没有。据李启新向我介绍，地方党组织分两大线（即两大部分，工委称之为“线”），工业线和学校线，两条线的主要负责人家里，港英当局都曾安过窃听器。其中一线的负责人，不仅家中被装窃听器，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中，也有被港英“策反”的。

    地下党员情绪普遍不振，认为“反英抗暴”出于爱国，现在反而受批评，心中愤愤不平，工作没有积极xìng，也不知怎么做工作，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已有好几年陷于停顿。

    眼见香港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处于这样一个状况，我感到十分焦虑，依靠这样的队伍来贯彻中央jiāo给的香港回归任务，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试验，太困难了。我下定决心要彻底整顿党组织。

    整顿从调整机关部门开始。工委经过讨论，决定把统战部改名为协调部，因为香港人对统战这个名词反感；把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的工作由保安部统一起来；成立青年工作领导小组、fù女工作领导小组，以开展青年与fù女工作。最重要的调整是在港岛、九龙和新界成立三个分区工作委员会，作为港澳工委的派出机构，领导这三个地区的组织和党员，展开群众、社团和屋居民工作。

    对党的基层组织也进行调整，改变了原来地下党和机关、企业党两条线的做法，把两条线合并起来，以期让地方上的党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估计港英方面已相当了解地下党组织情况，继续依靠他们来发展新的组织，不可能保密，因而改变原工委不准他们公开活动的决定，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下，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开展活动，发挥作用。为了今后斗争的需要，有必要发展一个绝对秘密的新组织，决定在原地下党组织里，筛选一些估计港英可能没发觉身分的党员在社会中、上层做工作。这部分人仍然实行单线领导，采取地下党严格的秘密做法。其余的合并以后，归三个分区工委管理。

    随着机构、部门的变动，对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也作了相应调整，也任命了一些新的部门负责人。

    这一次调整，使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顿是不顺利的。几位原副社长实际上不肯合作，会议上，李菊生、罗克明讨论问题不表态度，或对一些问题三言两语、冷冰冰地持否定态度，如在工委讨论设立三个分区工委时，李菊生只说了一句：“为时过早。”在杨奇真除（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秘书长的讨论中，他和罗克明都不直接表示意见，只讲几句言不由衷的话。

    李菊生等几位不合作的态度，延误了不少工作。中央书记处也知道他们和我“不团结”，我虽然反映过情况，但未提出改组要求。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问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经他启发，我正式向胡耀邦提出改组要求，胡耀邦原则上同意了，jiāo代习仲勋与中央组织部和我商订调整方案。

    不久中央决定，李菊生、罗克明退休调回内地，当时副社长中，李启新已退休，叶锋另行安排工作，两人已先行回到内地。副社长祁锋和曹维廉经我要求中央后，继续留在香港帮助工作，对内任顾问，对外保留副社长职称。习仲勋推荐调澳门分工委书记郑华到香港任港澳工委副书记，新华分社副社长，获中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