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时机，改善和市民的关系，扭转形象。在它的诱导下，相当多的香港人特别是在中青年港人中，产生一种“归属”的情绪，自称“香港人”。我在和社会各方人士接触中，有强烈感觉，不少人出口便是：“你们中国人”、“我们香港人”。似乎香港已非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实体似的。

    有一次，我接受某巨商宴请，他的三个公子在座。谈到热门话题收回香港，我解释中国政策是“一国两制”，一切不变，要变的只是港府英国国旗换中国国旗，英皇委派港督换成港人自选的港督，不再是英国殖民地。一位公子很不以为然地反诘：“那不变成中国的殖民地了吗？”他那时脑袋中，已视香港非中国领土，自己是具独立xìng的香港人了。

    对于“爱国”，港人也有新的定义这也是我的新知识。有一次，我和一些反对共产主义倾向的文化人接触，他们告诉我，他们是爱国者，但爱的“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不爱guó mín dǎng中国”，“我们爱的是中华民族。”

    香港五百五十多万居民，约一半从大陆来。主要有两次入潮，一次是四九年前后，guó mín dǎng政府从大陆撤退，一次是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那次有六十多万人。新中国建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不少人逃离内地移居香港。

    这些从大陆移居香港的人，相当多数曾在大陆遭受过政治、经济，以致精神、ròu体上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香港相当多数居民中，存有“惧共”、“仇共”情绪。几十年来，他们在香港立足生根，有些发家致富。中国要收回香港，他们第一个反应，便是会不会再来一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共产党又要对他们“共产”。我和江苏籍的几位巨商比较熟悉，他们中有个第二代，更出言直率：“华人资本家怕共产党，‘上海帮’更怕。因为已经被共产了一次，余悸犹存。”“你说一国两制，不会共产了，máo zé dōng开始不也说，资本主义太少了！后来还不是‘共’了！”当时，我只能解释，共产党已经接受教训，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实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

    一些大陆出来的知识分子则担心，“九七”后共产党在香港搞政治运动，“秋后算帐”，他们有些已成香港文化传媒闻人，在他们的制作言行中经常批评共产党。大陆移民来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受西方教育，普遍担心香港的自由环境能否继续，相当多的中年人怕共产党来对他们实行“洗脑”运动。

    我感觉基层（香港称“普罗”）阶层多数有爱国热情，但也并非全数真诚“拥护”香港回归。即使“左派”阵营内的基层群众，他们对“一国两制”方针也有意见，认为“回归不解放”，即不能和大陆解放后一样，“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和平常不关心政治的多数基层一样，他们担心“九七”后，生活水平下降，对大陆“大跃进”后，向大陆家人、朋友寄送粮油视频的记忆犹新。

    这些“惧共”、“拒共”、“fǎn gòng”情绪，在香港社会弥漫着。相当多数港人开始希望英国人不要走，中共不要来。后见收回香港已成大势，又希望英国人多留异端时间；或中国收回香港后，中共不要直接管理，仍由英人管治，或港人自治，以至“国际共管”。

    后来，港英政府公开打出“代议政制牌”，“港人治港”又增加了“民主拒共”的内涵以香港民意为基础抗拒中国对港事的干预。中英开始谈判以来，港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参加，影响两国谈判，争取有个好的前景。

    英国在谈判斗争中，采用的“三脚凳”、“民意牌”、“代议政制”等策略，我认为，是英国基于前述港人的情绪，并加以利用；既赢得港人的信任，打击中国在港人中的形象，又可以增加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中英在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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