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台湾政治那时不许与大陆有关系的影星的影片在台湾放映，不便与我们接触。

    几所大专院校，是我们工作的薄弱部分。香港大学、中文大学较好，我们与两校前后任校长都有友谊jiāo往。香港大学前校长黄丽松、中文大学前校长马临，都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但是，与教授间的jiāo往，和总人数相比，能jiāo上朋友的，就显得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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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jiāo新朋友的工作中，听到一些老统战对象的反应，他们表示不满，讲我们“注意了新朋友，冷落了老朋友”。

    我听到这些反应之后，感觉我们虽然没有对老朋友故意忽视，在客观上会不会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呢？我在工委会上明确提出“jiāo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工作方针。

    利铭泽在世时，当时新华分社的社会关系少，如果春茗由新华分社出面邀请，估计一些人士不会参加，利铭泽就主动出面邀请，这样他请到一些当时新华分社请不到的客人，使新华分社负责人有机会同他们接触。利铭泽去世后，利太太秉承他的遗志，继续担任这样角色，由她出面邀请，八四年元旦这样做，八五年也是如此，实际上，到八五年已无此需要了，新华分社已经打开社jiāo局面，邀请的对象已远为超过。但为了尊重利铭泽以前对中国和新华分社的帮助，表示对他的怀念和感谢，我同意协调部意见，请利太太继续做。

    利铭泽生前曾率先集合香港其他一些大资本家与广州合资经营广州花园酒店，这是习仲勋、杨尚昆在广东分别任第一、第二书记，杨尚昆并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时决定的。

    香港资本在广州花园酒店的投资比例占百分之五十一，控股，但实际拿出的资金比较少，绝大多数是中国银行贷款，还由中国方面担保。

    项目开始建设后，由于香港正处于经济低潮，内地也开始紧缩经济，中国银行决定对外资在国内的投资项目，不再担保贷款；香港方面增加资金也有困难，而项目必须增加资金才能继续下去。为此，广州市方面组织了一个公司来经营这个项目，提议要不港方增加投资，要不港方把股份让出来，由广州市单独继续经营。

    这时利铭泽已去世，利太太主持香港投资方面的事情，找到杨尚昆申述困难。杨尚昆就找我，要我出面帮助解决，实际上是要我出面找广东商量，仍然维持原来的协议，支持利家。杨尚昆自己也可能向广东打过招呼了，我找到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叶选平，又找了当时经办此事的副市长朱森林（现任广东省省长），经过反复困难的jiāo涉，总算维持了原协议。

    对一些著名的老朋友，每年春节我都要去他们家里登门拜年，探望问候。如中华总商会里当年第一个挂中国国旗的爱国商人高卓雄，以及费彝民、安子介（南联集团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李子诵（香港《文汇报》社长）等等，表示对老朋友的尊重。费彝民去世后，我仍去他家，向他夫人苏大姐拜年，并让有关部门经常注意关心她的情绪，照顾她的生活。

    何贤（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和霍英东（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政协常委），都是中国的老朋友，何贤在澳门、香港很得人心，他虽然出身基层，但上、中、下，左、中、右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好，中国在澳门的工作，一直对他倚重很深。

    八三年，他同霍英东同时患上癌症，我知道后，立即向他们两人建议去北京治疗，我表示愿意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给予特别的关心。结果霍英东同意了，何贤仍决定去美国医治。

    霍英东去北京治疗前，我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报告这件事，并派专人去卫生部、港澳办jiāo涉安排。党中央、国务院的负责人在接到我电报后做了专门的批示，卫生部因此十分重视，集中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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