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提出推选五个人，起草咨委会章程。二十五名委员中，有四位法律界人士，他们是李福善、李柱铭、谭惠珠、廖瑶珠，他们成为当然人选，安子介提名新华分社副秘书长，也是草委会的副秘书长毛钧年参加，因为事实上，筹备咨委会要依靠新华分社来做具体工作。这时，司徒华自己提出，他愿意参加起草，李福善表示反对，很激动地讲：“假如他参加，我退出。”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同包玉刚商量，多一人，少一人，不存在原则问题，单数、复数也不要紧，因为只是起草章程，小组如有异议，三票对三票，可以提jiāo全体香港草委议定。包就出面打圆场，缓和气氛，最后，通过六人小组来负责起草章程。

    咨委会所需经费，在筹备酝酿过程中，包玉刚、李嘉诚、查济民等几位自愿负担，他们不希望公布。为尊重他们意见，迄未公布。具体情况，新华分社也没有过问，由咨委会正副秘书长迳向主任、副主任报告。咨委会名额，港澳办通知新华分社，主张八十人，不超过一百人；一些香港草委提议二百人。我jiāo代毛钧年和协助他的协调部部长杨声，“排排名单再说。”我主张范围要更广泛，人数尽量多一点。名单基本上要涵盖上、中、下；左、中、右；中国、外国；男、女、老、少。所谓“右”，包括反对共产党，当前不赞同收回香港的人。我们排了一百人、一百八十人、二百人三种不同方案。经过反复比较，再三考虑，最后定下咨委会由一百八十人组成，经几位在港草委副主任同意后，报港澳办备案。

    在酝酿名单中，曾经考虑争取钟士元、邓莲如参加。派人向他们本人征求意见，被婉言拒绝了，没有多讲理由，只说不便参加。

    台湾在香港的势力，也考虑应该争取他们反映意见，当时，台湾政坛对大陆态度，还很僵化，对中英谈判香港问题持反对态度，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台湾政府也发表声明，声称要保护他们将来通过谈判收回香港的权利。对“九七”之后，他们继续留在香港，还是撤退，也未明了，处在混乱状态。为了争取台湾方面减少顾虑，争取他们对基本法的草拟和制订有所反映，影响他们对“一国两制”的看法，设想争取他们之中有影响的人士参加。即使他们本人有顾虑，可能不敢参加，台湾政府不愿意他们参加，也可以公开表明，我们团结为国的意愿。我就公开点了三个人的名，一是台湾政府在港的实际负责人、guó mín dǎng港澳支部书记陈志辉，一是《香港时报》董事长曾恩波，还有一位是台湾的立法委员卜少夫，三人中考虑到思想开放、民间立场的卜少夫较有可能应邀，便将他列为首位。结果他们都没有回应。后来，卜少夫在报上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谢谢许家屯的好意》，给予善意的回应。我们又重新选了三个同台湾关系接近的人士参加咨委会。

    在所谓“飞石事件“刘千石事件的处理上，我有些偏激。刘千石是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负责人，香港中间工会的领袖，当时认为他有政治背景，某一势力想通过他在香港搞波兰式的团结工会，培养他成为瓦文萨（华勒沙）式的人物。香港不少工商界人士认为刘千石是与他们势不两立的人物，在处理劳资纠纷当中，他主持的工会，要求往往过高，令资方难以接受。从不能再助长提高他的知名度出发，我不同意“左派”工会“工联会”提出的，让刘千石也参加咨委会的意见。因为“工联会”已经公开进行了酝酿，我这个决定，招致他们要公开改变承诺，给他们带来困难，引起中间、左派工会的不满，社会舆论也不佳。事实证明，工联会的意见是对的，不让刘千石参加，反而增加了他的知名度，得到相反的效果。况且，即使是有背景的人物，也要jiāo朋友，做工作。

    咨委名单经过香港草委同意后，安子介提议增加几位外籍金融界、商界人士当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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