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优势。但民主是潮流，在“理”上无法反对，在“势”上无法阻挡，他们相当时间处于苦闷、彷徨中，在草拟基本法过程中，他们之中有人产生依靠中国，以应对香港民主潮流的思想和行动。

    英资财团的大资本家，同华人大资本家立场类似。嘉道理赞成和支持我“本子风波”的讲话；“六四”之后，又当面向我表示，支持商界罗康瑞等人所提的中间方案。西门凯瑟两次向我表示，对香港民主激进派的主张不满。

    他们认为，香港是靠稳定起家的，实行民主过快，可能会引起动dàng，产生投资信心问题。

    中国从港英政府发表《绿皮书》开始，逐步认识英国“偷步”、“抢步”推行代议制的策略，于是制定代议制须与基本法“衔接”的策略，以制约英国政改步伐，即须“按本子办事”。

    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多数人对民主无思想准备，不能适应，特别是社会上层不能适应，心有忧虑。但推行民主既已成现实，只得退而求其次，考虑其推行速度，就顺理成章了。

    基本法草拟过后，政制争执的焦点，在于民主“快”“慢”，与“多”“少”之争。我在广州基本法草委全会期间，答复香港记者关于民主派、保守派问题时说：香港在民主问题上的分页，是激进民主和缓进民主之分，不存在民主、保守的问题（原话记不起来了，大意如此）。但这种争议，确实形成中英之间、中港之间相互jiāo叉混合、错综复杂的争议局面，扑朔迷离，使人不易看清真面目。

    中国按照邓小平“普选”“要一步一步走”的思想，设计香港政体改革步骤。后来英国基本上接受了。卫奕信公开用词是“循序渐进”，邓小平立即公开表示赞同。“循序渐进”就代替了“一步一步走”的提法。

    民主激进派人士多属中间（中产）阶层的中层和中下层，他们要求在政治、经济与人的价值上平等向上发展。这样的要求无可厚非，理应在政体设计上，有这样民主xìng质的架构；基本法应该考虑他们的要求。民主缓进派多位社会的上层和部分中上层，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是不赞成民主政制的，后来见民主既不可免，只得逆来顺受，转而担心民主过多过快。起草基本法过程中，又引发新的期望；通过民主以维护既得利益，甚至争取政治、经济、人的价值上更大的利益、更新的享受。“一步一步走”或“循序渐进”实施民主政体的方针，是估计民主激进和民主缓进双方，谋求妥协的方针，也是为了减少动dàng因素。

    社会各阶层组织动员程度不一，也是问题。

    香港当时的情况是：社会的上层、中层、基层中的某些人，虽已有民主从政、参政的愿望，但多数人还没有组织起来。而中下层组织的“压力团体”已具雏型。在中英谈判过程中，社会上各种力量，主要是中间阶层的中下层纷纷组织各种新的社会团体，并逐步走上合流。

    我当时在内部分析：这种情况就好像内地抗日战争初期的形势，各种力量纷纷起来组织游击队，几条qiāng就可以当“司令”，一时“司令如牛毛”。在游击队发展过程中，大吃小，强吞弱，逐步合并，成为大游击队，以至“正规”部队；香港这些团体的发展，也可能走类似过程，向政党发展。

    可是，资产阶级上层多数没有觉悟，社会中下层已经行动起来了，社会缺少有组织的制衡力量。

    李后所提议的香港未来特区实行“三权分立”，在西方国家，多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经多党精选，多数党执政。政府在国会有多数党支持，因而能保证政令通过。香港没有政党，而大中资产阶级基本上还未组织起来，即使组织起来，短期内也很难成气候。而代表社会中下层的民主激进派，已有组织雏型（经过“六四”，民主激进势力果然进一步膨胀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