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常务副总理会批给有关部门提意见或办理。我开始几个月也是循此处理的。以后听到反映，港澳办、外jiāo部有意见，我就把对中央、国务院的汇报请示，改为“中央、国务院，并港澳办”，如属党务问题，则仅向中共中央报告，如属外jiāo问题，则为“国务院，并港澳办、外jiāo部”；同时，对纯属事务xìng、部门xìng的问题，不以工委、香港分社的名义，概由部门直接向港澳办、外jiāo部报告请示。胡启立曾对我说：“报告提头（即称谓），不必提港澳办，我们会批给有关部门办的。”我为缓和关系，还是用“并”报办法处理。姬鹏飞是党内资深党员，我的老上司，我对他本来就尊重。他当了港澳办主任，受中央委托，主管港澳工作，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有需要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的事情，除文字报告外，口头的报告一般都先向他汇报，听取指示。

    这些年来，在港澳工委的干部调配上，在内地干部到香港新华分社工作的调配权限上，做了很大的改变，实际上改变了港澳办的权限，他们的抵触很大。在我们的要求下，港澳办放弃了调配一般工作人员（科员级）权力，让港澳工委自己处理。然而对干部调配权，他们迟迟不放。后来中组部出面干涉，决定科级干部由工委自己选择、任命，护照手续由港澳办、外jiāo部办理。以后又放宽到处级。最后确定，副部长一级的干部也由工委自己提名和决定，报中组部批准；组织手续由中组部办理，外jiāo手续由港澳办、外jiāo部办理。放宽到这一级，港澳办的情绪究竟如何，我自然不便猜测。

    从对我上任的冷漠到对深圳会议的消极对待；从视察九龙城寨引起的议论到本子风波的处理，我逐渐感觉，在对香港的认识和具体工作方针、政策上，自己与港澳办、外jiāo部存在许多矛盾，而且一直在延续和发展，虽然这个“通报”xìng的文件暂时不jiāo中央讨论了，事情并没有过去。我预感，不久还将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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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戴河会议以后，北京与香港新闻界都传出我要调动的消息。对这些传言，我没当一回事。我明白自己是超龄服务，随时准备退休；但我一贯的总之，中央让我在职一天，我都应尽力把工作做好。

    过了两个多月，港澳办通知我，要召开一个负责人谈心会，由外jiāo部、港澳办、外事办公室，和港澳工委四个单位参加，要求工委去三个人，没有指名，我决定李储文和郑华同我一起去。

    我看会议参加者的名单，港澳办是李后、鲁平，外事办公室由李钟英参加，外jiāo部是周南和柯在铄，但柯在铄请假没出席（究竟是真有公务还是回避，就不得而知了）。

    谈心会在中南海召开，由姬鹏飞主持。会议开始，姬鹏飞要我发言，我感觉会议似乎是针对我的，我就讲：“我不知道要发什么言，谈什么心，还是你们先谈吧。”李后就先发言，讲我在中央关系上处理不当，他没举什么例子，只是把周恩来对外jiāo工作的指示读了一遍，大意是：在外jiāo问题上，中央对驻外机构授权有限，大事一定要请示，不能擅自主张，李后讲，香港新华分社也是个外jiāo机构，不能违背这个原则。虽然没有点名，实际上是指责我在这方面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

    鲁平接着发言讲群众工作，说我到香港以后，在群众工作上，过分张扬。在有些方面，给人形成第二权力中心的感觉，把内地的一套，搬到香港去了。

    周南的发言，主要是批评我在香港工作方针报告中，关于“香港社会正在大动dàng、大分化、大改组”的说法。认为这个估计不恰当，香港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不存在“三大”。并说，这是máo zé dōng的语言，不应该用。

    一上午主要是他们三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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