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四年，经陆铿和杨奇安排，我和香港前景社成员会面。他们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造诣颇深，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且多批评中共的一群。那天聚宴的是劳思光、李怡、胡菊人、徐东滨、孙述宪、谈锡永、董千里（陆铿因事滞美），由李怡带头发言，对我穷追猛打。我因有心理准备，尽量地“存”了彼此之间的“异”，“求”了彼此之间的“同”，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整个宴会二、三个钟头，始终保持紧张却和谐的气氛。我也对他们尖锐的提问给予肯定我真诚地回答：他们这一群，不因有人批共、fǎn gòng，而被视为不爱国。

    我之所以与香港经常批共、fǎn gòng的文化人之间，较能接近jiāo友，这是关键一役。当时我回到新华社，有人用“舌战群儒”来形容，我说，“群儒”则可，“舌战”泽过甚。事实上，也是“统”多“战”少。“文化战场”也是一样，不打不成相识。我看，他们在宴席上，还是“舌下留情”的，没有过分为难我。后来，在新华社春茗活动安排上，我至少两次jiāo代，要同这一群再相聚会，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安排。但个别之间，还是有接触的。

    《明报》董事长查良镛是从左派报纸出去，自创事业成功的。查良镛以金庸笔名创作的武侠小说，风行海内外，洛阳纸贵，历久不衰。我到香港不久，便宴请他夫fù。他知道我是他武侠小说的崇拜者，随即送了一套全集给我。后来他又从我口中知道邓小平也是一个“武侠迷”，就托我转送一套给邓小平。（我受邓小平办公室之托，在香港还为邓小平代购了古龙、梁羽生等人的全套武侠小说。）新华社内部分析，定《明报》为“中间偏右”xìng质。查良镛向我介绍，他对中共态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评”，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表示：“欣赏你这个方针。”

    当时《明报》的大陆消息较多。这是廖承志主政期间，为了扩大海外宣传，决定由中新社编辑，专门供应的；《明报》采用时，可改用“本报专讯”报眉。香港几张“左派”报纸的“老总”，几次向新华分社宣传部提意见，表示不满，要求也享此“小灶”待遇。我同情他们，专向中央反映，中央也jiāo有关部门处理，但一直没有落实。

    《明报》副刊有“哈公怪论”专栏，每天以尖酸刻薄的笔触，写热讽冷刺中共的短文，很有市场。查良镛向我表示，他出于市场考虑，才保持此专栏，并非完全同意其观点。我表示理解：“《明报》不用，别的报刊一样会用。”后来他与哈公之间，据说因经济上产生意见，停止了哈公专栏，还引起外界一些误会，一位是新华分社影响所致。

    对于几张大报的老板、总编、主笔、采访主任，我都分别宴请、拜会，并且每年至少安排一次，联络感情，相互了解，和增加公谊、私jiāo。《镜报月刊》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在他家里介绍我和《中国时报》驻港特派员江素惠会晤，虽然jiāo谈不深，对她的智慧、美丽，留下深刻印象。

    《天天日报》的发行量、读者，仅次于《东方日报》和《成报》，社论多支持中方。在深圳特区开始成立之时，《天天日报》董事长刘天就在当时人存在观望的情况下，进入深圳投资，被赵紫阳称赞为“勇敢的人”。后来刘天就找新华分社，声称有财务上的困难，如不解决，《天天日报》可能倒闭易手，要求中国银行贷款三千万港币。祁锋、牛钊（当时也分管宣传部工作）和刘天就见面了解后，主张给予援助。经过工委讨论，我同意请中银给予贷款。中银除要刘天就以《天天日报》股票抵押外，还要新华分社出面担保，于是就由我签字，给予担保。岂知，刘天就拿到贷款后，置报社不顾，便不知去向。新华分社遭遇一个骗局。

    由于中银还握有《天天日报》的股票，祁锋等人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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