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了她写的《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不但文采洋溢，难得的是，未因父亲含冤、自己自幼遭遇屈辱，而丝毫有失爱国之情。

    后来她赴美专修英文，趁她回港休假之便，我请她及其夫婿叶知秋（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他们不久离婚）共进晚餐，表示衷心希望她能学成回港。她曾要求采访我，特别提到，希望能问一些关于我个人方面的问题。当时，我在香港已成为敏感人士，一言一行都可能引人注意。“本子风波”后，不少友人好心忠告我慎言、“善开金口”；我也不想宣传自己，自觉乏善可陈；党也反对宣传个人。因此，以不方便为辞，婉谢她的好意。可是，她仍问：“将来方便了怎样？”我只好回答：“可以。”她立即抓紧不放：“假如你将来接受记者采访，第一个应该接受我的专访。”我只好答应。九零年我来美国后，她托陆铿带信，要我履行诺言，我又以“四不”相辞（不申请政治庇护，不泄露国家机密，不公开发表谈话，不接触民运人士）。想不到因出版回忆录的原因，首次接受了《香港联合报》的专访，失信于故人，真不知未来如何补偿。

    我认识不少香港记者，有记得姓名的、记不起姓名的、不知道姓名的，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友谊，以至一种潜在的友谊。我退休回内地的消息传开后，香港记者乘基本法草委会在广州开会，在花园酒店专门为我开聚餐会送行，他（她）们高歌一曲，要我合唱。我虽不会唱，但听懂两句歌词：“纵然不能会面，彼此也是朋友。”我那时心情不好，他（她）们的友情，使我情不自禁，差点掉下泪来。

    继后在香港北角敦煌酒楼的酒会上，记者朋友们又要与我合影，要我在名片上签名留念。我一口气签了近百张，签得手麻眼花，内心却兴奋激动异常。

    在广州的聚餐会上，记者朋友们还送了一套陶制八骏摆设，给我做纪念，说是回应我退休前对香港同胞的祝福：“百骏竞走，能者夺魁。”因仓皇去国，不知放置何处。后来存在深圳的衣箱获放行，竟在衣箱中发现。几次搬家，不幸损伤几匹，剩下的一直留在身边。一看到它们，香港这群年轻有朝气的记者朋友的笑脸，便在眼前闪烁发光。

    难忘的年轻记者朋友们呵，谢谢您们的来函、口信！谢谢您们此时此刻珍贵的怀念！

    第十二章 两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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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ó mín dǎng在香港势力的活动，有其历史渊源。加强香港的对台工作，作为整个对台工作的前哨阵地，寻找接触台湾上层人士的机会，为两岸之间的未来铺路，是我在香港的重点工作之一。

    香港是guó mín dǎng当初从大陆撤退的主要地区之一。一九四九年它在华南的残余力量来不及向台湾撤退的，大部分撤到了香港，包括一部分guó mín dǎng政府的军政人员和家属，以及社会上同guó mín dǎng关系多，受影响深，对共产党恐惧的人士。他们到了香港之后，成为难民，被香港政府分区集中收容。九龙调景岭就是主要的集中地区之一。

    几十年来，大多数人在香港生根落足，或经工、商，或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其中有些人发展得比较富有。这些人一方面在心理上，在意识形态上，害怕共产党；一方面不少人也回过大陆台湾，粉碎四人帮以后，回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成长于香港，多数在香港受教育，少数去台湾上大学，大多对共产党态度起变化，他们受家庭的影响，或多或少对共产党还有疑虑和恐惧，但比上一代淡薄得多。

    在香港，倾向guó mín dǎn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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