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港人的忧虑，我说，现在香港人确是担心外来干预，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许多港人还是担心中国将来可能过多的干预。此外，也还有人担心，“九七”后，英国会有干预，深圳担心美国有可能干预。基辛格听后十分诧异，要求我举例。我讲：“比如美国现在对香港的越南难民营问题表态，就是很明显的一例。八八年我访问贵国，同中国驻美大师韩叙，一起拜会贵国负责港澳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当时提出，希望中国干预英国政府对香港越南难民的处理，我回答，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九七年之前，中国对香港内部的管理事务是不干预的。”当时，我的意思是告诉他，希望美国也不要干预，基辛格听后就没有再问下去。

    据我们了解，美国对香港事务是关心的。他们在香港调查研究的范围相当广，经常邀请中资机构的一些人聚会，席间了解问题，新华分社的一些工作人员也经常接受他们的邀请，前社长王匡就曾接受邀请，去美国旅游、访问。一些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基本法草委、咨委委员，也经常应邀同他们谈一些情况。

    类似美国这样重视调查研究香港情况的还有日本。中美谈判开始后，日本加强了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工作，增加人员。看起来，至少对整个南中国海的经济、政治活动的研究，日本是以香港为中心的。

    美国商人在香港有一个商会，新华分社通过社长助理谭云同他们联系。美侨商会第一次请我聚餐时，在港的美国商会和大的商业机构代表几乎都参加了。席间，他们特别想了解的是中国对美国商人的态度。我表示，香港的繁荣主要是依靠香港本地人的努力；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商人在内，对香港繁荣都做了努力，都有贡献。希望更多的美国商人到香港从事经贸活动，更充分地利用香港。

    鉴于美国商人以往做生意比较短视，只重当前利益。我建议他们应有长远眼光。我们不仅现在欢迎，九七年收回香港以后，也同样欢迎他们。不仅欢迎他们到香港，更欢迎他们通过香港进入中国。我讲，现在看来，美国商人在这方面的积极xìng还不够。

    当时，这些美国商人还表达一种情绪，即对英国不满意，英国商人在香港有特权，对其他国家商人有歧视，在某些方面，形成不能公平竞争，希望中国注意这个情况。他们列举汇丰银行拥有中央银行特权为例。

    我回答说，理解他们的想法。但这是香港一百多年来殖民地地位形成的现象；中国从香港的稳定繁荣出发，对汇丰的地位，九七年以后不想做根本改变。比如，让汇丰继续发钞，可以考虑中国银行和其他银行参加，但仍以汇丰为主要发钞银行，中国不准备予以改变。中国方面考虑，也不会全部撤销汇丰其他方面的职能，因为不管怎样，总要有人来扮演这个角色。至于具体如何确定，还待中英两国商定。中国政府对其他外国银行，不仅保护他们的利益，还希望能进一步利用香港，进入中国，进一步发展合作。如何改善他们在香港的经营环境，可以在草拟基本法时，大家一齐研究，还可以考虑将有关意见纳入基本法。

    我同他们约定，每年聚会两次。他们很高兴我能参加聚会，一齐讨论问题。在与他们jiāo往中，我发现他们与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贸易的态度有所不同，美国国内有人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贸易要附加条件。香港美商不同，他们认为这种政策不但有损于中国，有损于香港，对美国商人、对美国，也有损失，特别是对在香港做生意的美国商人损害更大。他们表示，每年都会回美国进行游说，反对对华贸易附加条件。

    在港美商还告诉我，现在香港的美国商人，人数已经超过英国商人（当时是八五年）。我很讶异地问：“是不是美国近来在港的商行增加，美国商人来得多了？”他们回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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