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学生还在增加，甚至有的开始绝水，这种严峻的形势，才逼使李鹏出面，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在电视实况转播中，李鹏摆出大首长的架式，居上凌下，看不到一点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鹏一方面对学生代表讲：“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同学是在搞动乱。”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不愿意与学生代表进行实质xìng对话，不肯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李鹏还表示，他会在适当时候说自己看法，实际是宣布不会改变《人民日报》社论对运动的“定xìng”。对绝食学生代表继续进行威胁，态度恶劣，令人实难忍受。我与新华分社内一些同仁看后，反感异常，认为共产党相信依靠群众的传统，给李鹏全部丢光了。他不出来对话还罢，出来对话后，形势肯定将进一步恶化。

    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鹏声嘶力竭地在北京党政军干部会议上宣布：学运是“动乱”，要反击动乱，杨尚昆宣称已调动军队进京。赵紫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感到赵紫阳可能给撵下台了，局势将会急转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鹏签发的戒严令，激发了北京、香港声势更大的反抗活动，形势更加严重。北京百万人上街yóu xing示威，要求撤销戒严令，“李鹏下台”的口号响彻北京，连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都有人打着横幅参加了yóu xing，声势空前。

    香港市民这一时期一改过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积习，发起爱国运动，绝大多数从爱国、爱港，支持改革、要求国家进步、共产党进步出发，参加面之广，左、中、右各方都卷入，从大资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机、小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资本家亲口告诉我，他们参加了百万人大yóu xing，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诚在记者访问时，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有些大商场举行了“义卖”，将收入或利润捐出，支持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满街的小商小贩，也纷纷自动举行同样的“义卖”活动。那一段时候，香港的爱国洪流，席卷绝大多数香港人及香港每个角落，史所空前。

    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绝大多数工作员工，也无例外地，自动卷进这一洪流，成为运动中异常突出的一部分，在香港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门学运开始后不久，新华分社内、中资机构内，即开始有人参加社会上支持北京爱国学运的活动；在新华分社内，还出现签名支持爱国学运的活动。

    郑华是负责党务和组织工作的，他提议应予制止。工委讨论时，我讲：“不要叫制止，叫劝阻，假如劝阻不成，那就随他去，不要强迫！”“部长、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无论如何要说服他们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不要去签名。”

    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已签了名，听到工委的决定后，大部分退出了签名，还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不退，郑华问我怎么办？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强迫。

    这时，新华分社一些干部，不仅去参加yóu xing，而且把香港新华分社的旗帜打出去了，徐海宁还在跑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对这些，我也嘱咐，不要责备他们。我们还决定，左派群众团体、左派工会可以去参加yóu xing，可以打出旗号，领导人也可以公开出面参加yóu xing或其他活动，我认为，在香港当前这样规模的群众爱国热潮中，如果群众团体领导人不参加，就会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团体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会大大削弱力量。主动参与，方能保持和群众的联系。后来，发展到yóu xing中有人喊出打倒邓、李、杨的口号，我们决定左派群众团体不要喊这种口号，我们指出，这是过激行动。

    对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等，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对他们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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